“美国从何而来？”与通识教育的兴起
通识教育是1917年到1919年之间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关口，美国人对本身的国家为什么要介入世界大战很是想不通，表示出了抵触情绪。美国政府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需从教育上着手解决，于是决定出钱帮助大学，让他们开一门叫“战争问题”的课。
这门课主要宣讲美国的政策，解释美国为什么要介入这场战争：美国继承了西方文明，而现在西方文明受到了威胁，这场战争不是哪个洲的地域性问题，而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问题。
一战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开设了相关课程，以继续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自何方，我们的文明继承自何处，我的文明反映了人类共有的何种东西？也就是培养学生对于欧洲文明及其价值的认知与认同。
这种做法受到政府的认同，并被其他大学学习。
之后，二战快结束时，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柯南特（James B. Conant, 1893—1978）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大学教育的讨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大学培养的人才在战后如何成为西方文明的维护者。
詹姆斯·柯南特
他认为，科技进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也使社会随之发生急速的变化，导致社会阶层高度分化，人们的意志无法统一，社会不能形成共同的价值不雅观。他对此深感忧虑，想通过大学的通识教育来培养未来社会精英们的社会责任感。
于是，柯南特在哈佛鞭策了一场课程体系改革。他任命了一个由13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讨论“自由社会中通识教育的目标”问题，并在1945年形成了一份报告，标题问题是《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报告将学校教育分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指出：“通识教育指的是学生全部教育中使其首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部分，而专业教育则指使学生具有某种职业技能的部分。”
也就是说，通识教育所要解决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而专业教育解决的则是职业技能的问题。具体到美国学生，报告强调要通过通识课程向他们传达“三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历史——美国人是从欧洲而来；共同的现在——大家走到一起形成美国社会；共同的未来——我们还要一起走向未来。
报告希望通过传达这些理念使学生明白，西方文明是当前人类最好的文明，所以要继承它，并成为它的捍卫者。而一个学生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了解人类的历史，具有历史的眼光与意识；需要了解财富的形成，掌握相关的基本经济原理；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科学精神，等等。
报告以及哈佛大学的这场改革影响巨大，标识表记标帜着所谓“通识教育运动”在美国的兴起，而这份报告则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是“通识教育运动的’圣经’”。
《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
1947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发的《为了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报告也强调了通识教育重在全面育人的不雅观点，指出：“通识教育是要给学生某些价值、态度、知识和技能，使其在自由社会中生活的正确而美好，要让学生对其现实生活中的富丽文化遗产、现存社会中的可贵经验与智慧能够认同、择取、内化，使之成为个人的一部分”，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称职的父/母亲，一个健全的公民”。
[2] The Committee on the Objectives of a General Education. Gen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mes Bryant Conant.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50.
[3] Earl J. McGrath. The General Education Movement (An Editorial).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Vol. 1, No. 1 (October 1946), pp.3-8.
[4] Christopher Hamlin. The Pedagogical Root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Revisiting the Vision of James Bryant Conant. Isis, Vol. 107,No.2 (2016), pp.282-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