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难忘大鼓场（作者：徐景洲）

往事平不如烟

大鼓场最初只是文化馆东墙外的一块大空地，大鼓洋琴朝场子中心一放，敲敲打打几下子，一首《西江月》开场词还未唱完，不雅观众就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过来。白日听书多是赶集的乡下人，晚上听书多是老街市民，满县城就数这儿最热闹。

大鼓场离我家不外二百来米远，一天不去也要去个三五趟。夜晚场子里挂着大马灯，烟雾腾腾，四圈游走着卖瓜子糖球花生米的小贩。听不懂“小五义”“小八义”，又没零钱买东西吃，只能钻进人堆里叽叽喳喳藏蒙蒙，气得说书人大吼一声：“哪来的操蛋虫！”

说书艺人分许多伙伙，轮流在县城说书，名气都很大，像剧团里当红的小生小旦。说大鼓书的老刘老曹老刘老苑，说评书的老沈，说琴书的老秦老薛老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头些年说书艺人都是各挣各吃的个体户，后来公私合营，成立大集体性质的“人民曲艺团”，还在大鼓场旧址盖了一间大厅，大厅旁边的文化馆公共厕所改建成集体宿舍。不久闹起红卫兵运动，首先从文艺黑线批起，说书艺人纷纷参加不同组如何的造反派，带头破旧立新。这一破，把旧书一概破得无书可说。再斗私批修，一个个又都成了封资修文艺黑标兵。内部分成冰炭不洽两派，火拼争夺宣传阵地，更是斗得你说不了书，我唱不了大鼓。待到大联合成立革命领导小组，干脆全都下放农村接受改造。刚开张没两年的大鼓场关门大吉，改作图书馆。运动后期落实政策，说书艺人纷纷回城，大鼓场又正式启用。书只能说样板戏，样板戏说多了没人听。唱戏的腿，说书的嘴，一不留心，说《智取威虎山》顺带说起《林海雪原》，皆大欢喜，争相仿效。评书老沈改说《敌后武工队》，大鼓书老曹改说《红旗谱》，大鼓书老苑改说《平原枪声》，琴书老薛改说《红岩》，琴书老秦改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琴书老朱改说《铁道游击队》。造反派忙搞派性没人管，老街人过足书瘾。电影院和剧场天天都是样板戏，不雅观众日渐稀少，大鼓场上午下午晚上则是场场爆满。

学校罢课闹革命，我们天天泡大鼓场。说书艺人大都是邻居，听书不要钱，还坐最前排。美中不足，常被口沫四溅的说书人喷得满头满脸唾沫星。得意忘形时，会用大鼓棒轻敲我们脑瓜表亲切。收钱时递眼色，我们跑到门口把守，防止听书人不给钱跑掉。

站最后几排的都是蹭书老手，估摸该收钱了，一呼隆跑掉。说书人气急败坏，放开嗓子唱：“小日本，血孬种，你往哪里走，走到哪里，也逃不外俺八路枪子！”全场轰笑，眼睛齐刷刷盯住蹭书人。走快的，逃掉。走慢的，只好找位子坐下，顺顺当当掏出二分钱。遇到不想掏钱的，说书人的妻人高举着丈夫油腻腻的帽壳子，尖声叫道：“喂，他连二分钱也没有呢？”说书人忙接腔：“你问他来前是不是媳妇有交待，回去少一分钱不让上床睡大觉？”又接唱：“你说你穷俺更穷，穷得俺家里这么大（两手一围，比西瓜还大）米粒都没有！”又是轰堂大笑，二分钱随即不情愿扔进帽壳子。收罢钱，逃场子的人又回来，说书人唱：“阿谁小日本血孬种，八路一走你就回来哎荷哟！”引来满场爆笑。说书人又正色言道：“里面请里面请，没钱照听书。你跑，人家以为俺书没唱好。你来俺欢迎，不帮钱场帮人场！”逃场子的人一脸尴尬笑，忙找个墙角坐下来。有个喝了酒的愣头愣脑、五大三粗小伙子被骂恼了，大骂大叫，把说书人追打到家里。终是说书人赔礼报歉，保证半年内不来县城说书才算了事。

听完书，我们最喜欢陪说评书的沈大爷回家。他一手端着小茶壶美滋滋喝，一手攥着硬币哗啦啦转响。迈四方小碎步，哼小调，昂着头，洋洋自得慢腾腾把家还，时不时将小钱你一分我两分散发给我们买糖吃。家门口早已摆好小桌，一壶酒，三四碟荤素小菜，品品咂咂阿谁香。妻子摇大蒲扇扇风，心中有爱嘴上抱怨：“一天嚎到晚，嚎的都是个血脉。唉！挣那点钱，全都吃进肚里了。”沈大爷酒足饭饱，捧起《聊斋》，给左邻右舍老少爷们津津有味讲古。

后来大鼓场学剧场正规化，卖起门票。把门的是乡下来的犟小伙，六亲不认，硬是终结了我们的蹭书史。改革开放后，电影多了，电视有了，书没人听了。突然有一天，大鼓场变成“文化饭庄”，说书艺人在县城消失，据说在乡下很受热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