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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猪之“号” 作者：枫声 前几天路过一乡镇食品站旧址，脑海里突然就蹦出“号猪”一词。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尤其是八十年代，也就是乡镇食品站小日子过得正红火的那一个时期，农户家喂的猪要变成两元、五元、十元的一沓钞票，唯一的去处就是食品站。不知道邳州其他乡镇怎么说，铁富、白埠、连防这一片，把家里的猪运到食品站去“卖”不叫“卖”，叫“号”。 那时候几乎家家有猪圈。院子大的，猪圈在院子里，剩饭剩菜刷锅水随手就倒在了猪食槽里，一点也不浪费。院子小的，猪圈搭在院墙边，开个小门，进进出出喂猪也方便。那时候哪家不喂只猫喂条狗喂群鸡喂两筐兔子喂几头猪啊，再不济，也得有个猪圈有头猪，什么都不养的，那是游手好闲的光棍汉。那时候的猪最少也得喂一年，不喂到体重二三百斤，都不好意思让出栏。好多人家的猪都是喂了两三年，直喂到站起来像头象，躺那儿像座山，才好意思有了送往食品站的打算。 记得八几年的时候，刺槐正结花苞，泡桐花开得正艳，我随一同学去他家借本书看，刚进他家院门，就看见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树上桐花簇簇，几乎遮蔽了整个小院，树下赫然一头硕大肥猪，正躺那儿酣眠，看那体形，怎么也得有五六百斤沉。剃头的三哥恰巧在家，跟我开了几句玩笑，看我老盯着他家那头猪看，不无自豪地说：老四，我家这头猪喂了三年半了，体重六百多斤，在咱四合这东西两庄，估计很难找得到这么大的了！这几天就准备把它“号”了，不能再喂了，再喂也不肯长了。 其实，我当时惊讶于他家的猪之大之肥，一是因为见到他家的猪之前确实没见过这么大而肥的猪，二是因为我家喂的猪很少喂到过两年，虽然包产到户了，但除去一年两季的公粮之外，余粮并不十分充盈，喂猪的饲料草多粮食少，猪自然不会长得多胖多重。还记得我亲手喂养的那头白猪。有青草的季节里，每天放学后我都背着粪箕子去河边、地里薅青草、撸嫩树叶给它吃。母亲总是不舍得喂它粮食，剁碎的青草里掺杂的粮食总是少得可怜，所以那猪一直瘦瘦的，跟大哥家喂的猪没法比。“号”它的时候是两个邻居帮忙搬倒了它，捆缚了四蹄，抬上平板车，三哥拉车，光棍汉平安叔帮着推车送到了食品站。想起那猪，那猪那无助的眼神至今清晰，那猪那绝望的哀嚎至今历历。听三哥说，那猪到了食品站之后，去这去那，“号”了不到二百斤。 那时候，路上常见到平板车上拉着一头被捆缚的猪的情景，也常听到这样的对答—— “号猪啊？” “嗯，号猪去。” “要帮忙吗？” “不要不要，捆绑好了，您忙您的。” “号猪”之“号”，在邳北铁富这旮旯，除了“号脉”之外，还有“号兔子”和“号棉花”。 “号兔子”一般都是几十只，是用筐或铁丝扎成的笼子送到指定的收购点站去卖，价钱多少，同食品站一样，都是收购方说了算。 “号棉花”也是如此，种棉花卖棉花的没有定价权，品级几等，价格多少，都是棉花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说了算。所以，棉花专买专卖那些年，棉花收购站的小兵一天也能收到几十包香烟。 写到这里，相信读者诸君与笔者一样都明白了这个“号猪”之“号”的使用场景—— 那就是，饲养人、种植人把东西卖给具有品级、价格垄断权的收购方，而卖方不具有讨价还价的话语权。 所以，小猪小兔带到自由市场上去交易不叫“号”，叫“卖”；所以，棉花卖给那些遛乡收购的小贩不叫“号”，也叫“卖”。 看来，除了“号脉”之“号”，“号猪”之“号”的“号兔子、号棉花”等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都是因“公”而起、因“垄断”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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