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有百家，为什么没有“商家”？全因商人重利而轻名

担柴人

战国七雄的年代一直被视为思想自由、人才流动频繁的年代，这一现象的形成与当时存在数量较多的诸侯国有关。比如这七个较大的诸侯，他们互相竞争，自然也会吸引各地的人才，这让有才之士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像我们熟知的策士们，如苏秦、蔡泽等人，在本身的出生国得不到重用，就跑到其他国家；在一国没有获得机会，就到下一个国家碰运气。在这种格局下，各国国君也不敢怠慢人才，极尽爱崇之意。





然而如果那么多国君都看不上眼，人才们该何去何从呢？对此，儒家的回答是闭门读书讲学，比及天下太平了再出来做官，战国时知名人物有荀子。他的学问不被国君们重视，只好退居郊野，著书立说。而道家的回答却是隐居世外，如齐国的陈仲子，不肯为乱世之民，就到了一座野山之外，本身耕作养活本身。





然而有一类人，他们的学问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却让很多有能之士找到了出路。这就是经商之路。

在诸子百家中，从来没有一家叫做“商家”，然而商人却是除去农民之外最大的社会阶层。著名的大商人吕不韦能够运作秦王的更替，也组织了数千门客修订了一部《吕氏春秋》，却没有一套理论为商人正名。像平常所见的农家，他们把农业生产与国家安宁结合起来，把农业之重提升至很高的层次；而法家，把刑罚之重提升到治国治民的高度；即使如儒家，其本原是为逝者提供丧葬办事，也借助了周礼，把本身的学说与天下秩序结合起来。此外，兵家认为本身的学说是“国之大事”，道家认为本身的理论是“天道”的反映。总之，百家之说，都赋予了本身极高的使命感。





由此可知，百家皆求名；一旦有名了，就可以受到国君的重用，从而换来荣华富贵；而“商家”不求名，只求利；名气大了，巨大的财富反而会招来不测，所以也就别去总结什么治商之道，也别去成立什么“商家”。

这让人想到一句话：中隐隐于市。市场，给不肯受君臣关系束缚又想过好日子的人很大的空间。





战国时期，商业气息最为浓重的地方在今天的洛阳附近，也就是当时的周天子脚下的地方。可能天子的权威很弱，所以民间力量较强，而洛阳正处于天下之中，所以该处的商业也就繁荣起来了。出生于周地的说客苏秦，放着好好的经营营生不做，却想着用嘴皮子博取功名，所以被乡人恶恶地嘲讽了一把。而同样出生于周地的白圭，虽然名气没有苏秦大，却是个政商两栖动物。





白圭曾经在魏国为相，办事于魏文侯。当时魏国还有另一个重臣叫做李克。这个李克，写了一部《法经》，是一个法家中人。他在魏国搞了一个李克变法，其要义是“尽地力”，也就是鼓励百姓开垦每一寸可以开发的土地。这一作法后来被商鞅学到，在秦国变法中大放光彩。





但是白圭却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他更看重天时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他主张在庄稼丰收时低价收购粮食，同时将丝绸、器具卖给手头有钱的农民；在庄稼欠收时，又把囤积的粮食卖出，同时收购滞销的丝绸、器具。为了预测庄稼的收成，他还十分精通天文算术，能够按照天体的变化来断定来年的天气条件。





白圭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规律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而法家思想中，只是想方设法压榨人力。这也决定了白圭很难长久地做官。





他看到魏国的政局出现衰亡的迹象后，就辞官到齐国、中山国去游历，这些国家的都要拜他为国相。对此，他都拒绝了。后来，他回到周国，专心于商业，成了显赫一时的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