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上智勇双全一代名将张辽的镇守合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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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们三人中，谁才是主将，那要从他们的官职和假节与否来分析。当时张辽是荡寇将军；乐进是折冲将军；李典是破虏将军。就算引用日后曹魏的官品来比较，也不会得出结果，因为皆是五品。（当时曹操应该沒有官品的标准，否则不会鬧出三品的平狄将军张郃迁至五品的荡寇）



那么能否以禄秩或印绶来决定呢？秦汉以来，禄秩，也就是官员的俸禄，即多少石，慢慢演化成衡量官员之间的尊卑、高低。当然也有例外，刺史只是六百石而太守为二千石。但判断武将高低，沒有太多的特例。但无奈他们三人所居之职到底为多少石，史无明言。



若他们其中一人有像朱治日后拜为安国将军那样，是金印紫绶，那基本可以确定他才是主帅。不过如同禄秩，不太清楚。唯一一个能肯定的是，张辽和乐进皆假节，而李典可沒有，这就确定了李典的地位差距。日后合肥之战中诸纪传中，记录曹将的名字是张辽，而不是一同出征的李典就可反证这点。因此张辽和乐进这两个同级将领，是当时合肥的最高军事长官，情况直至合肥之战前。正是因为这情况，所以曹操又行赵俨般的旧策，遣护军薛悌来协调诸将，使他们能统一行动。



此时乐进能否已是右将军呢？曹操除了对初归附的受予将军号、封爵外，近乎沒有同年迁官增邑之例（为守相的加将军号除外），所以十八年增邑的乐进不太可能再迁。顺道一提，自从于、乐、张三人同时被曹操表为将军后，于禁也就中梅成伪降计后运运粮增邑，所立战功不如张辽与乐进，不太可能迁官比二人快；汉廷沒有两个健在的人同任一将军之例，时有左将军公孙康，于禁的左将军，也只能是魏王国的左将军。



至于驻军总数，《太平御览》卷309引录《三国志》原文，少了一个“七”字，变成千余人，但以成书时间更早的百科类书籍《通典》来作比较，《通典》也是记作七千余，应该是《太平御览》抄漏了。《文选．陈孔璋》的《檄吴将校部曲文》是写作五千余人屯合肥，但这类檄文的数千基本是只能怍参考，夸张成分很重。己方胜仗当然是越少人，才越能显出我方将领士卒的质素和对方的无能。故此还是见于史书多处的七千余为准。

曹操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略，沒听扬州別驾蒋济“百姓怀土，实不乐徒”的劝说，硬令百姓內迁，结果造成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此时皖城实为孤城一座，但吕蒙则看出皖田肥美，丰收的话，城众会增加这个祸害，便劝孙权尽早剿除。



建安十九年闰五月，孙权主动向皖城进攻。本来孙权诸将建议作土山，以攻城工具进攻，但吕蒙耗时太久，让皖城修好守备，合肥援军也至，此时便不可图。何况他发现城不甚坚固，可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孙权採纳。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吕蒙以精锐为后继。甘宁手持练索，身先土卒，攀缘上城；吕蒙手执鼓槌，亲自擂鼓，士卒皆腾跃奋进。孙权军在早上发动进攻，于午膳时便破城，俘朱光，降男女共数万口。



这一战破城之快，还入选了《百战奇法》中的攻战，可看成攻城战中的教材。与吴军的攻坚能力相比，实出乎意料之外，让张辽的援军也来不及救援，兵至夹石时，闻皖城失守的消息，只好退兵。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北硖山条》云当时张辽筑垒硖石南而还，谓之南硖戍。日后石亭之战曹休兵败，贾逵据夹石，击退欲断曹休后路的吴军；再以兵粮给曹休，曹休军乃振。所以顾祖禹称此山为：控扼要口，北距庐、凤，南指江、黄，此为通道”，这也证明张辽有一定的地理常识，看出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话虽如此，合肥驻军才七千余，自身兵力尚且不足，根本无力屯兵于此为合肥的前哨。



皖城失守，自此合肥基本已是无险可守，这一战的屈辱，张辽在一年后便偿还予吕蒙和甘宁，地点正是他所守的魏东线重镇－－－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