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两个老地主（徐景洲）

往事平不如烟

直到“文革”开始，我才知道住在前院的那两个和和气气的老头老嬷，都是老地主。

地主老头原籍海州。儿子在本地马车社赶马车，经常出车，就把在海州老家的两个孙子叫来照顾爷爷。他们住的是一间十多平米的小草房。这小哥俩为了划清界线，宁愿挤在门口小锅屋里睡地铺，也不肯和老地主同睡一个大床。他们为了博得我们好感，主动提出批斗他爷爷，还糊了高帽子，趁他爷爷不注意，猛套头上，还逼他交代罪行。他爷爷老老实实低头站着，嘴里叽叽咕咕道：“我家有十几辆马车。”

地主老头黑黑的脸，身子微胖，两只浑浊的眼睛总是瞪得很圆很大，又总是潮乎乎的。他拄着一根木拐杖，走路时，像爬虫，只能挪步，挪上半天也走不了几步。他几乎不出屋，只有在解大便时，才挪向百米开外的公共厕所。他一点点挪着，像只爬行的毛毛虫。拐杖抖抖地点着地，嘴里喘着粗气，脸憋得通红。走得快了，就会跌倒。好不容易进了厕所，又要上石蹬。一手拄拐，一手扶墙，慢慢地，慢慢地，挪上石蹬，简直像爬山。许多时候，因动作太慢把大便解在裤子里。孙子不给洗，还一个劲喊“臭地主”，只好本身到河里洗。高台子西边是大鱼塘，下到水边有很陡的斜坡。他只能坐在地上，慢慢滑下去，然后一手扒着岸边石头，一手在水里摆洗。有一次，他脚一打滑，滑到水里，大呼救命，是过路的铁路工人救了他。

炎炎夏日，地主老头赤裸上身，穿一条大裤衩，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慢悠悠摇着大蒲扇。黝黑浮肿的脸上，满是豆大汗珠。儿子在家，正用油毛毡盖屋顶。他对儿子求告道：“我想吃西瓜！”儿子没好气哼一声：“谁不想吃！”他又哀求：“我想吃西瓜！”儿子装作没听见，有意把油毛毡掀动得呼呼响。地主老头拄着拐杖，颤微微站起来，声嘶力竭吼起来：“我要吃西瓜！”火爆举动从未有过，看热闹小孩吓呆了。装聋作哑的儿子停下手里活，神情慌乱地看了下父亲，嘴里喃喃着“吃了又能怎么着”，就上街买西瓜去了。不一会，抱了一个小西瓜回来，没好气地把西瓜朝父亲面前一摔，眼角挂着泪花，走进屋里去了。地主老头浑浊的眼球亮起来，忙捧起摔裂的西瓜，用手指插进去，掏出一大块，急急塞进嘴里。就在他费劲吞咽时，突然两眼瞪得老大，身子向后重重倒下去。周围小孩齐喊：“老地主噎死了！老地主噎死了！”儿子急忙从屋里跑出来，用劲去抠嘴里西瓜。地主老头牙齿紧咬，西瓜抠出，人已断气。

孙子提着摸来的鱼回到家时，地主老头已脸上盖着一张黄草纸，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了。时值“破四旧”高潮期，没报答他办丧事，连他儿子和两个孙子，都没哭，更没带孝，第二天就草草把地主老头埋进杨树行乱冈子。两个孙子要回海州老家了，他们把一对养海带的大玻璃球送给了我们，还说以后到海洲，再送我们许多比这大许多和比这小许多的玻璃球。我们恋恋不舍，一点也没想到要与“地主羔子”划清界线。

不久，地主老头儿子把草房低价卖给唱琴书的，也回海州了。

地主老头一家有太多的谜：那老头真是地主吗？他为什么要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这无亲无故的异乡？他们为什么那么厌恶这老头，要把老头安葬在乱冈子里，成为孤魂野鬼？地主老头又是以怎样的心境，走完他人生末路的呢？……

女地主更胖，背驼得特别厉害，头几乎抬不起来，拄着一根粗粗的木拐杖，大家都叫她“胖老嬷嬷”。听大人们说，她划成地主有点冤，丈夫曾是共产党干部，北撤时牺牲了。解放后，她曾享受烈属待遇，后来与地主老头同居，撤销了烈属待遇。地主老头特强壮，是安徽人，一年来过几个月，家里还有一个地主婆。邻人们常议论，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妥烈属而要本地主婆。

胖老嬷嬷为人很和善，只要我们从她门前经过，她都要拿出零食让我们吃，和左邻右舍相处得也很好。她靠拾破烂、拾烟头为生。我们经常到她门前翻她的破烂，她会很慷慨地把好看的瓶子、纸盒给我们玩。有一次，趁她不在家，我们透过门缝，用长长的铁丝，把她晒烟丝的筐勾了过来，偷走烟丝，用废报纸卷成香烟，大模大样在她门口走来走去，洋洋得意喷云吐雾。她一改往日和蔼态度，坐在门口破口大骂，我们吓得狼狈逃窜。事后依然对我们很好，常说小孩子不要学坏。

有一次，她家对面砖墙上发现“反动标语”，“群专队”来调查，她是地主，是重点怀疑对象。好在她不识字，笔迹又像小孩写的。排查大会就在她门口召开，说只要用科学仪器就能把写字的人照出来。终于有小孩出来认罪。又问是地主婆叫写的吧，得到否定回答，这事才算了结。她坐在前排，浑身抖得像筛糠，头几乎要低到地上。

胖老嬷嬷终于与地主老头断绝关系，又恢复了烈属待遇。她活了八十多岁，死时街道给送的葬。她铺底下还藏有几百块钱，听说都上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