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处罚是否需要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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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予处罚是否需要下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一个行政执法专业群里引起了讨论。一方认为不需要下达，一方认为需要下达。

认为不需要制作、送达的理由是，《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九条中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这一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才需要制作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予行政处罚的，没有制作并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规定。法律都没有要求，又何必多此一举。况且，以前也都没有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没有对执法造成什么影响。

认为需要制作下达的理由是，立案时向当事人送达了《立案通知书》，立案前后对当事人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取了证据材料，制作了一系列的执法文书，最终若不予行政处罚，不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执法似乎没有结束，案件未形成闭环，有不了了之之嫌。再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文书格式范本（2021 年修订版）》中，也提供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文书模板。

笔者也参与了讨论，以为是否需要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不是所有的不进行行政处罚的案件都需要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于执法机关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应当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这里稍微展开一下这一观点。

不需要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般是指经调查当事人涉嫌违法的行为不成立，或事实不清、无违法责任的处罚规定，未予立案，或立案后撤案的。也就是说，依法原本就没有行政处罚依据，不应该给予行政处罚的，不存在给不给予行政处罚的问题，当然不需要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需要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般是指经调查当事人涉嫌违法的行为成立，事实清楚，且有对应的法律责任规定，但依法应当或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执法机关经讨论或合议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

比如《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履行了本条例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经营、使用的医疗器械为本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十四条第一项、第八十六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医疗器械，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收缴其经营、使用的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医疗器械，可以免除行政处罚”。

比如《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化妆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条例规定的进货查验记录等义务，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化妆品是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收缴其经营的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化妆品，可以免除行政处罚”。

比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等。

适用上述规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时，宜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仅仅是一个执法活动闭环的问题，从执法安全的角度来讲，也是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保护。从立案调查开始，所有的执法活动都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直到作出行政处罚或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该调查的调查，该审批的审批，该合议的合议，该领导集体讨论的领导集体讨论，该听证的听证，该陈述申辩的陈述申辩。程序不仅保证结果的公正，还保证执法的安全。

试想，如果不制作、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到哪里结束，以什么标志结束？如果因为有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擅自停止行政处罚程序，就此不了了之，是不是留下了巨大的执法安全风险，留下了足以追责的巨大空间？

来源：原创 邹晓熔 蓝剑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