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又“严禁补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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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教育部雷霆出击，通报河北、江苏、河南三地高中违规补课案例。保定高碑店一中、连云港灌南高级中学、洛阳第一高级中学等学校被严厉惩处——全省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资格、星级称号撤销，更有三位校长被直接免职。教育部将节假日补课划为不可触碰的“红线”，誓言“重拳出击、严肃查处”。
然而，教育部公告的墨迹未干，补课市场暗流早已奔涌不息。
一纸禁令下的补课狂潮
今年7月，山东曹县教体局联合执法部门在暑期专项行动中一举查处违规补课13起，有序解散学生300余人。检查人员105人次如侦探般穿梭于曹城街道、磐石街道的学校周边、沿街门面、居民小区，搜寻着补课的蛛丝马迹。
几乎同时，吉林四平市公布在职教师违规补课查处情况：15名教师因参与违规补课被严肃处理，轻则调离岗位，重则降低岗位等级、取消荣誉称号。被查处的案例从年初到年中绵延不绝，犹如割不完的野草。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检查人员将目光投向更隐蔽的角落——托管班与自习室。他们翻查记录，询问学生，只为揪出“作业精讲”名义下的学科辅导、线上培训伪装的自习服务。尽管暂时“未发现违规迹象”，但如此严密的排查本身，便是隐形补课泛滥的无声证词。
禁令缘何成了“空雷”？
家长的焦虑与无奈，在教育部禁令下暗涌如潮。当多所高中宣布实施双休时，质疑声四起：“没有老师看管，孩子能自觉吗？”“学习遇到问题怎么办？”这种焦虑迅速转化为行动。一些家长转身就将孩子送进各类培训班，甚至主动为“地下补课”打掩护。伊通县新春社区举办公益补课班后，竟连续收到家长通过12345热线的表扬工单，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需求与禁令的鸿沟在此显露无遗。
“隐形变异”的补课形态，让监管者防不胜防。在四平，一家名为“弗科思全脑开发”的机构以素质培训之名行学科教学之实；双辽市的语韵托管服务中心在托管招牌下塞进学科讲授；铁西区的居民楼里，车某以个人名义组织的小班悄无声息开课。这些机构或个人如同教育市场的“游击队”，检查的风声一来便化整为零，风头一过又悄然聚合。
评价体系的惯性枷锁，才是补课屡禁不止的深层病灶。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炒作升学率，但“升学率焦虑”已融入教育生态的血液。上海去年修订评价方案，将“品德发展”“创新素养”纳入评估；山东淄博临淄区更是将学校考核指标从60项精简至34项，明确删除升学率。然而指挥棒转向的速度，远不及家长与学校对分数崇拜的刹车距离。
困局中的微光
面对困局，部分地区开始探索更务实的路径。公益补课班正在社区层面萌芽。新春社区开设的小升初衔接班，无偿提供英语、数学辅导，既解决家长看护难题，又规避了商业性补课的政策风险。这种模式为“疏导需求”而非“堵截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教育评价改革也在悄然推进。当淄博的学校不再被升学率捆绑，教师便可能从题海战术中抬头；当上海的学校开始关注“劳动习惯”“审美能力”，学生便有望获得喘息空间。改革虽缓，却为破解“唯分数论”撕开一道裂缝。
七月末的午后，某县城居民楼内，二十多名初中生挤在闷热的房间里埋头做题。突然，检查组的敲门声响起，教室内瞬间慌乱——这讽刺性的一幕，正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鲜活注脚。
教育部每一声“严禁”的惊雷，都在基层化作了无声的雨滴。当升学率仍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家长的焦虑仍如野草般蔓延，再严厉的禁令也终将在现实的土壤中蒸发消散。
教育公平的甘霖，需要的不仅是一声声雷鸣，更需深植于评价体系转型与公共教育服务完善的云层——唯此，雨滴方能穿透干涸的大地，真正润泽每一个孩子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