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文面书生 · 发表于 2020-11-12 16:54:58

我的父亲

文/刘焱

曾写过两篇祭文，第一篇是纪念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英年早逝的吴继光教授（我的硕士阶段老师），第二篇是纪念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廖旭东先生（我硕士导师的导师）。这次是第三篇，纪念我的父亲。2020年5月30日8点45分，父亲因病离世，享年88岁。

我的曾祖父为清末秀才，故拥有教学资格，收入应该不菲，当时有房产有田产。这些财产是不是仅凭教书而得，现在无法跟父亲求证了，下文有些事情也是根据与父亲多年来断断续续的聊天回忆而成（本打算今年暑假细致地跟父亲求证，但已经没有机会了）。

不管怎么说，曾祖父当时应该是小康之家，大曾祖母去世之后，曾祖父又续了弦，娶了后妻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后生了我祖父。据说曾祖母喜欢享受，没几年就把家产败得差不多了，但也因祸得福，我家的户口本“家庭成分”这一栏为“贫农”，我也因此属于根正苗红的新一代。

父亲出生于1932年，不知道是因为家道中落，还是我祖父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依稀记得是后者（说句大不敬的话，我祖父即使算不上纨绔子弟，也绝不是重视诗书耕读的人），父亲一天学堂也没有进过，也就是说，父亲是两眼一抹黑的文盲。秀才的孙子是文盲，也是想不通的讽刺。好在我的两位叔叔都进了学堂，也算是对得起秀才曾祖父了。

大曾祖母的后代在徐州经商，我父亲十来岁就在徐州的马路上卖烟卷贴补家用，后来又回到了邳州。父亲十五六的时候，赶上自然灾害（好像是黄河改道造成的水灾），全村人都出去逃荒（乞讨）。十五六岁的父亲用小推车推着我的小脚奶奶，带着我的两位叔叔，还有一条狗，跟着村里人一起出去乞讨。父亲念念不忘的是一家好心人。当时那户人家在吃红薯，把红薯皮弃在锅台上。父亲跟他们说：“把你们的红薯皮给我吧，我娘和两个兄弟一天没吃东西了。”父亲要红薯皮是留个心眼的，他说如果直接要红薯，可能会被拒绝，而要红薯皮成功的可能性会大些。那家女主人把红薯皮给了我父亲，又从锅里捞了几颗红薯塞在我父亲的手里（处处皆学问，要饭也是门学问）。六十多年过去了，父亲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依然很动情。在此我也向这位好心的女主人表示感谢，愿您的宅心仁厚保佑您的后代永远健康平安！

洪水退去后，父亲他们结束了逃荒，回到了邳州家乡。父亲很骄傲：同村的人有的把被子当了，有的把犁头卖了换东西吃。他带出去的所有的东西都没丢，他把奶奶、两位叔叔还有那条狗，都安全地带回了家。

大概在父亲17岁的时候，京杭大运河邳州段成立水上公署（大概是这个名字吧，也就是现邳州港务局的前身），急需招收一批工人。父亲听说后，马上去报了名，也成功被录用，父亲也从此开启了他献身革命工作的旅程。

参加工作后，父亲每个月有了固定的工资。父亲把大部分的工资交给了我奶奶。因为自己没进过学堂，父亲要求并资助我的两位叔叔进学校读书。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父亲进的是木工组。父亲心灵手巧，很快就练出了一手好手艺，好像达到了木工八级水平（记不得几级了），还当上了木工班的班长。父亲的手艺为我家带来了极大的福利：我家吃饭的桌子、凳子都是父亲自己做的。父亲还做过一个可以折叠的小椅子，这把小椅子小巧轻便，深受我们喜爱，一直用到我读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后来莫名其妙地丢了。最值得称道的是，父亲制作了一个带四个轮子的小木推车，小推车可以坐两个小孩，当年，我就用这辆小推车推着我妹妹和堂妹满村子玩（我比妹妹大五岁）。

（父亲的遗产——木工工具）

那时做木工除了可以练习手艺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锯木头的时候，总会留下木头渣渣，叫锯末子。锯末子在工厂里是废弃物，需要人工处理掉。父亲就问可不可以把锯沫子拉走？那自然是木工车间求之不得的事情。父亲就借了一辆平板车，徒步十几里路，把锯沫子从城里拉给农村的奶奶烧火用。锯末子比荒草和树叶耐烧，火力旺，解决了当时我奶奶家烧火的难题。我依稀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也用过锯沫子烧火。此时，我能想象得到那时的场景：夕阳西下，一个拉着满满一车锯末子的年轻人，他的心里一定是感恩和快乐的，他的眼里一定是有光的，他的脚步一定是轻盈的。

由于工作认真踏实，后来父亲调离了木工班，到了船运部门，也就是负责押运货船船队，在京杭大运河上往返，这项工作有个专门术语叫放排（应该是这两个字）。放排的情景是什么样子的，我没有详细追问，只好脑补为这样的情景：一个一个木筏子连在一起，上面装满货物，或木材或煤炭，晨光中，夕阳下，来来回回行驶在京杭大运河上。脑补的情景很唯美很浪漫，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时候会抛锚，需要人潜到水下清除障碍。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只要出现了事故，父亲总是第一个跳下去。年复一年，父亲患上了气喘病，同时也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奖状。我记得小时候，我家的墙上挂满了父亲的奖状，镶在大大的玻璃框里。后来我上了学，也得了很多奖状，我的奖状小小的，没有玻璃镜框，贴在父亲的奖状下面。父亲最最自豪的是，1960年，父亲获得了徐州专区工业交通先进生产（工作）者奖章（编号517）。我第一次给父亲拍照的时候，父亲郑重地把奖章从箱子里拿出来别在胸前。

（该图片由我大姐拍摄于2019年）

由于工作上的忘我投入，父亲很快就入了党（哪一年忘了）。单位领导对父亲非常信任，让父亲承担了木材采购工作。采购是个“肥差”，做采购发家致富的大有人在。父亲却没有让我们这个八口之家富起来。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父亲的“党性很强”。父亲最津津乐道的是在江西采购木材。因为采购的数量大、次数多，合作单位的领导要送给父亲一笔钱，被父亲坚决地拒绝了。父亲说：“送钱不能接受，你们送了我也要上交单位的。”对方见父亲坚辞不受，就打算送父亲一些珍贵的松木（还是楠木，记不清了），说这种木头做寿材（棺材）可以一百年不腐烂，可以为双亲做两副上好的寿材。这个提议也被父亲委婉拒绝。对方领导实在过意不去，要请父亲吃饭。父亲特意请示了单位领导能否吃饭，领导说吃饭是不违规的，完全可以。父亲这才同意对方的邀请。诸如此类的情形很多，作为共产党员的父亲都是一一拒绝了。我没问父亲当时那笔钱是多少钱，那一船松木值多少钱，如果每次都接受赠礼会是多少钱。现在我说起来都有点动心（惭愧惭愧！），父亲就这样断送了我们作为富二代的“前途”（一叹！哈哈）。多少年来，我家过得都是只有春节才可以吃上肉和馒头的生活（当然与同村相比，我家算“富裕的”。）

父亲工作上可谓兢兢业业，接手的每一项任务都完成得尽善尽美。因此，父亲各种奖状、奖章拿到手软，领导也是大会小会表扬，多次请父亲上台致辞或汇报个人事迹。有一次父亲在工作中突然昏厥过去，被工友送到医院，医生建议马上住院治疗，并且需要转院到徐州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父亲在徐州医院住了几十天，未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总之是全省劳模表彰大会），而是躺在病床上接受了领导带回来的奖状和表扬贺词。

像父亲这样尽心尽职的员工哪个单位不需要、哪个领导不赏识呢？作为与单位同时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员工，父亲的一些工友好多都升了、提了干，而父亲却只能止步于班长。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文化（父亲语）”。每次发言或研读相关文件，是父亲最痛苦的时候。那时候是月末休息制度，父亲平时不回家，只在月末回家三两天。我清楚地记得这样的场景：不该休息的时候，父亲经常天黑的时候回到家，把大姐叫过来，由他口授，大姐帮他写出文稿，然后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再急急忙忙赶回单位。好在后来有了自行车，来往方便了许多。父亲经常感慨：哪怕我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也不会是现在这样。不识字是父亲的致命短板，一次次掐断了父亲升职提干的机会。根据父亲的描述，我们推测如果父亲识点字，做个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你看，我们兄妹几个又失去了做“官二代”的机会（又一叹！哈哈哈）

父亲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因此对上学特别重视。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送两位叔叔进学堂的意识，当时真是难能可贵。父亲更是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们愿意读书，我砸锅卖铁也会供你们读书。”我大哥1959年出生，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高中生。当时农村没有考大学的意识，大哥高中毕业后就去当了兵。我大姐1962年出生，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高中生，我则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重男轻女，而且比较严重。二哥读初中的时候，一辈子不求人的父亲去求了我堂姨父，把我二哥送到了县城的初中去上学。结果二哥调皮捣蛋，学也没上好。我一直在农村读书，初三的时候，我想请父亲再去求堂姨父，也把我送到县城去读高中。父亲一口拒绝，说：“在哪里读书不重要，不想读书去了县城也没有用。”求告无门，只能靠自己。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考到了县城二中（全班只考进了两名同学，当时考县中很难，大多数同学连报名都不敢报的）。后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亲好像有点意外，似乎也没太多的惊喜（父亲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等我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父亲跟母亲说了一句：要是男孩就好了。大概是读硕士之后，父亲才渐渐地认可了我，后来我读了博士、留在上海、升了职称、去美国访学等等，我终于成为了父亲的骄傲和谈资。

春节前后，父亲癌症确诊，我回邳州过年。开学前我离开邳州回上海，走前跟父亲说疫情期间不能离开上海，一定要坚持到暑假等我回来。父亲点点头。后来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5月29日，我赶回去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从此，父亲与我们阴阳两隔了。

作者简介

刘焱，江苏邳州人。高中毕业于邳州运西中学（现为邳州二中），本科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