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大爷如山 | 马其亚

成圣

可能是深得祖父及曾祖父宠爱吧，我的亲大爷上完我大祖父开办的私塾，成为他同胞三个、叔伯兄弟十一个、叔伯子妹二十一个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解放初期，大爷就在乡里做事，人民公社成立时，他是公社的总会计。

大爷留在我脑海中最早的一闪而过的印象是，我坐在用针线筐临时改作的摇篮里，大爷从后面把我抱起来。

刚能记事时，看到大爷骑着自行车，后面绑着被子，沿着家西的牛车路，向北。听大娘说，大爷是去县城开会。

那时的公社大院，在街南头，我家在街北，相距二三里。县里的电影队经常在这里放电影。小孩虽然不要票，但是不让随便进。我跟叔兄弟一般大，我们在上小学前后，只要听说有电影，就头插蜂窝似的，去公社大院等。大爷会把我们关在他的办公室，等到晚上放电影时，我们再悄悄跑出来。

那时，我家生活条件很不好。大爷虽然有工资，可是家里人口多，也有困难。我上小学时，家徒四壁，吃不饱，穿不暖。特别到逢年过节，更是捉襟见肘。我五年级那年除夕，我们家是喝玉米稀粥度过的。初一早晨，大爷喊我过去，把用报纸包着的斤把白面给我，我们总算吃到了饺子。

我上完小学以后，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大爷特别关心时事政治，他家门旁有个从县广播站连线过来的话匣子，我跟他门挨门。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我都会跟他一起听新闻广播。记得大爷那时在看一本书《金陵春梦》，他不在家时，我曾经翻看过几段。

大爷的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很好。队里谁家有喜丧事，他都去写字。繁体字“當”，我就是在大爷写“当大事”牌匾时认识的。1967年春节前，我看到大爷把自家的门用黑漆粉刷一新，然后用红漆在门上涂成对联大小，再用黑漆写上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我觉得这样可以不要每年都贴对联了，就学着大爷，也在自家门上用红漆涂成对联，用黄漆写上美术字“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970年前后，大爷调到邻边的胡圩公社。我能经常见到他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奶奶住在庄东头三叔家，每次路过时，他都要把一包点心送给奶奶。奶奶特别喜欢吃点心，她把点心叫作果子。

大爷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女儿我叫大姐，比我大两三岁。大姐1974年结婚，婆家在岠山西，她结婚满月要回门时，大爷让我跟他一起去接，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出客。接满月，是本地最隆重的礼节。接亲的需要最有头脸，能说会道，特别能喝酒且必须是两辈人，男方需要请同样能力的人作陪。我根本不能喝酒，那天我滴酒未沾。大爷要护着我，极力推脱，最多也就喝了二两酒。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返回时刚出庄，大爷就吐了。然后休息老大一会，才勉强骑车回来。平时，我经常看到大爷在院子里喝酒，原来他酒量那么小。我们这个家族，喝酒都不行，土话说，骟鸡的量，沾酒就醉。

1976年临近麦口时，从家门口不远的邮电局传来一个电话。电话是大爷从县城打来的，他正在坐汽车，到议堂下来，让我们找车把他接回家。大娘说，大爷去济南看病了，县医院让他去大医院复查的。邻居守福哥在济南铁路局上班，大爷写信给他，然后乘坐火车去了济南。

我跟叔兄弟立即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后拖着平板车。急急忙忙赶往议堂。议堂在县城和我家正中间，距我家20里。县城经过土山到睢宁县有公路，通班车。

见到大爷时，他非常憔悴，脸黑瘦黑瘦，弱不禁风。之前，我一直看他脸色不好，并不知道他有病。

回到家，我去队里忙了。晚上，母亲说，大爷见到大娘时，在院子里痛哭流涕。守福哥打电话过来，大爷的病是肝癌晚期，济南大医院也没有办法治疗。大爷并不知情。

第二天，我跟叔兄弟用平板车拉着大爷去公社医院看病，街上的舅老爷也去了。金医生看了大爷在济南的化验报告，张口就说:“你这是肝癌!”那时候所有的癌症，没有听说谁能治好的，听说癌症，就可能把人吓死。我很生气，把金医生批评一气:“医生怎么能这样口无遮拦!”

当天晚上，有人推荐说，附近园头村的娄培浩能看很多疑难杂症。娄是四类分子，只能偷偷给人看病，一般人很难请得动。娄医生过来，号脉，开药，其中有一味药叫麝香。第二天我去公社医院问，麝香可能只有县中医院有，就打电话给于院长，于院长是我同学的母亲，她不久前从我们公社调走。于院长说，中医院也没有麝香。

连续几天，白天去医院输液，早晚服中药，大爷肚子越来越鼓得厉害，医生说那是肝腹水。肝区也越来越疼痛，大爷撕心裂肺地叫唤。医生给开了速尿和杜冷丁，可是公社医院没有。大爷认识县医药公司的尤经理，写张纸条，让我去找他。我骑自行车到县医药公司，买到两支杜冷丁，但是没有速尿。尤经理说可能连防公社医院有，他给我写张纸条，让我去取。县城到连防大约60里，我骑自行车一路向北，经过307公路再向西，终于买到了两支速尿。那是我这一生唯一一次到过连防。

用了速尿和杜冷丁，病情有所缓解，可是有效时间很短，我们只能无助地看着他。6月16日晚上，很多亲人都来了，守在大爷身边。大爷疼痛难忍，从软床一头爬到另一头，再爬回来，不住声地喊叫，声嘶力竭。稍微平缓一点后，大爷让大娘把钢笔和纸递给他，大爷哆哆嗦嗦在纸上写字。我看到那纸上的字大意是跟谁索要欠款，落款是“如山绝笔”。如山是大爷的名字。然后他把手表从手腕上取下，交给我叔兄弟，他大儿子。手表是他一生最值钱的家产。

夜间，人们都走了，大娘睡在里间，大爷的软床在明间。叔兄弟和我两个人轮流睁眼陪着大爷。大爷还是那样折腾，实在是太痛苦了！我抱着大爷给他揉肚子，揉着揉着，我就困得迷迷糊糊。大约天快亮的时候，突然觉得大爷少气无力，再细看，大爷走了!

我记不住大爷走的时候是几点几分，但是那天是1976年6月17日，我永远都记得!那年，大爷虚岁51。

大爷走后不久，我见到公社分管治安的闫宗文助理还有其他大爷曾经的同事。他们听说我大爷去世了，难过得掉下眼泪，连声说:“好人啊，可惜了！” 大爷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干部，普通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平凡凡。他孝敬老人，乐善好施，他养育七个儿女，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深受亲朋好友爱戴。我在大爷葬礼上，伴随哀乐，朗诵了歌颂大爷平凡而光荣一生的悼词，引起一片哭声。呜呼哀哉！

我家住在岠山脚下，大爷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最后归于斯!大爷就像这座普通的山，大爷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