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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办好公共食堂》发表后，全国农村各地兴办了319.9万个公共食堂，有4亿二千万人口在食堂吃饭，占农村总人口的78.8%。“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
至1958年6月中旬统计，湖北省荆州地区参加食堂的有107万户，占全区农户的80.4％。广西石龙县至7月2日，全县建立集体食堂26655个，实现了村村食堂化。7月初，北京市郊区以生产队为单位已办食堂1849个。公社化前，湖南全省的农业社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洞庭湖滨的常德专区有9103个农业社，办起了8万多个公共食堂。武冈、邵阳、新宁、桂东四个县，加入食堂的农户达85909户。另据1958年8月19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已建立公共食堂31万多个，参加食堂的群众占全省总人口的71％；辽宁已办农村公共食堂18000多个；青海省农业区24万多农户，全部参加了公共食堂。
当时我们村也办起来公共食堂，大约在59至60年前后，在一户徐姓的院落子里支起几口大锅煮稀饭，支起几只鏖子烙煎饼，开始大家集中在一起吃饭。原来集体的粮食、地里的红薯、红萝卜很快吃完了，就靠上级救济，只能烧稀饭。大家就提着瓦罐到食堂里按一人一大勺领稀饭，提到家里加上野菜重新煮熟吃，再后来生产队的粮食吃完了，自然断炊了，食堂就散了。
记得当时我正在读初三，每周日回家到食堂领煎饼，每顿饭给一张，一周6天给17张，周六晚上回生产队食堂吃。那时的煎饼是红薯干磨的，有的红薯干晾晒时遇到雨天或保存不善已部分霉烂了，煎饼有苦味，但基本可以充饥。我的待遇是村里特别照顾的，因为全村只有我一个人到县中读书,无法带稀饭吃，其他孩子就只能在食堂喝稀饭，是挨饿的。当时农村还流行一首顺口溜：“小大姐，快快长，长大妡（音xin,上声，嫁的意思）队长，吃饭不要钱，干活站高岗”。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各地自然不会只有一片赞同声，总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持反对意见。中国农民毕竟是讲实际的，很快能实现共产主义固然激动人心，然而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不再是遥远的未来，但毕竟还是未来之事。而眼下办公共食堂，生产队不但把他们的自留地、自养的家禽家畜甚至于家里的锅碗瓢盆充公了，而且不分劳动好坏都吃一样的大锅饭，也就使得相当多的农民觉得食堂优越性再多，也不如在自家吃饭方便自由。因此，纵使把食堂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农民对办食堂心存疑虑，甚至加以抵制和反对。本来，在什么地方吃饭与社会制度并无直接关系，但自从公共食堂与共产主义挂上钩后，吃饭方式也就成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大问题。不赞成吃食堂，就被视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信心，仍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怎样使那些不愿吃食堂的人断了吃小锅饭的念头呢，办法就是开展大辩论。所谓大辩论，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互相辩论，你说你的理由，我陈述我的意见，可当年的大辩论其实就是斗争会。既然有了公共食堂与实现共产主义是紧密联系的这个大框框和大前提，应不应该吃食堂这个问题就已经没有可辩论的余地了。
1958年，“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河南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办食堂，的确激发了中国农民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各种“大办”的遍地开花，带来了劳动力的普遍紧张。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的要求，客观上刺激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的产生。一些农村还兴办了“农业大学”或“红专大学”，甚至组织农民吟诗作画学哲学。
在1958年这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一向寂静的中国乡村此时显得格外沸腾，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长时间，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也是造成后来大饥荒的一个成因。
（资料节选自署名山水郎的文章，原材料出自北京市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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