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秋雨强调买票参加民间旅行团说起：人与人之间为何不同那么大

往事平不如烟

读余秋雨散文《垂钓》，开头说“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读后总觉别扭。因为以一般惯例，这“买票”二字是不必交待的，参行旅行社组织的旅游，自然要买票，类似的情况是，没见过有人写文章强调本身是“买票坐火车去旅行”的。如果是公费旅行，就更没人特别交代是免费旅游了。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书中写了他许多次应邀外出讲学，就没有一次说是谁谁给他买的票。于是便想，作者之所以要特别交待这次旅行是买票的，大致是因为他很少本身买票外出旅行，因而这一次的自费旅行因为特稀少，就显得很新鲜，很特别，于是无意中作了强调。再或者是为刻意强调本身这次与妻子的旅行是自费，表白本身绝没以权谋私，揩别人的油。不外从纯写作的角度看，这“买票”二字仍是赘词，让人不必要作出许多游离于题旨之外的联想：没有本身买票旅行的习惯，所以早晚买了一次票，就觉得是件了不得的事，所以要重笔写下，立此为照。其实，普通百姓，哪个不是如此呢？

这让我想到本身，每当说到本身下放怎么苦怎么苦时，常有一种炫耀的味道，仿佛那是一段了不起的经历，那段经历的种种艰辛无形中成了骄傲的本钱。



但朝深处想，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艰辛着，又有那一个会以为本身了不起，从而把艰辛作荣耀呢？为什么相同经历为何竟会产生如此巨大感觉反差呢？

困惑之后是愧疚，一向把平等自由当成本身的社会抱负，其实灵魂深处并没有真正平等地对等人，特别是那些体力劳动者，特别是那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总是过份在意本身的委屈，委屈稍大一些，便以为全世界全人类的痛苦，都让本身承担了下来，以为本身经历的一切，都具有着沉重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内涵，人生价值概莫大矣。于是本身的拾大粪、赶牛车、割稻麦等等就都成了载入本身史册的光辉篇章。

当然，这样的感受其实来自于社会地位的变化，如若现在本身还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即使本身有了生花妙笔，也是绝不会喊苦叫累，觉得本身的行为有什么不服凡之处的，如果真要歌颂赞美的话，那也只能是歌颂赞美广大贫下中农同志们，伟大的可留在史册的是他们。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存在决定意识。

前一阵，在许多家报纸上看到某名星和男友在北京街头拾两个小时垃圾的报道。看后总觉别扭，环卫工人拾了一辈子垃圾也没听说有几个能上报纸的，更不消说才拾了两小时的垃圾了。何况这两小时又能拾起多少垃圾？据说明星效应，可以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可始终没见这种效应效在那里，倒是感觉这种偶一为之的行为，不外是在做秀，正如一个贪官偶尔给灾区捐了几百元钱一样。果然后来有报道说，这是为了给本身的新电影做宣传而刻意策划的广告行为。该明星长时间默默无闻，拍了几个电影电视也毫无反响，于是想搞点个炒作。其实无论是炒作者还是被炒者，在他们的意识里，都有着一种阴暗的心理，以为老百姓都是没有头脑的群氓，名星们早晚能和本身安危与共哪怕只有一下子，也足以令他们被宠若惊了。实打实说来，他们才看不起什么拾垃圾的呢？不说叫他们干一辈子了，就是让他们干上个三月五月，他们不喊爹叫娘才怪呢！

还看到一本学者专家教授回忆文革遭遇的文集，写他们喂牛，割草，拉车，忍辱负重，心灵肉体备受摧残。表面上看，这似乎也表示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对体力劳动和对农民的蔑视，因为农民们这样子喂牛割草拉车一辈子，难道都是在自讨其辱吗？但其实又不然，因为那些知识分子的劳动，是强迫性的带有着明显惩罚性质的，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熬煎，所以他们把下放又叫做关牛棚。但也有人不这样看，有位大诗人，写了一本诗集，歌颂那种劳动改造的生活，把和农民在一起的劳作写得极有诗意，结果挨了批评，说是美化。而他则认为很委屈，因为他是真诚参加劳动的，并且也确实从劳动中体验到了另一种人生的乐趣，更何况，他一直认为，人就应该是平等的，即使是大学者大作家，也不该该鄙夷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

人与人之间不同这么大，是是非非，真是很难说得清楚。

【本文作者：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