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上海表，陪伴父亲一生（作者 李修运）

成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村小学教师短缺，我父亲因为小学毕业的学历，大队和“教革组”慎重研究，决定让我父亲到村小去代课，月工资五块钱。

村小设在离我家八里外的桃李园自然庄，父亲代五年级的语文、数学和农基课，并兼任全校的早操体育老师。自此，他不敢睡沉，鸡叫三遍立即起床；即便这样小心，还是偶尔会迟到，因为遇到阴天鸡叫得稍晚一些，他生气又急躁。买块手表？不敢奢望，因为口粮本来不够吃，哪有闲钱去补“笊篱”？父亲一睹气，索性住校。学校简陋至极，既无宿舍也无食堂，睡觉用两张办公桌一挤就对付了，吃饭是个大问题。

两个月后，远在重庆兵工厂工作的三叔，寄来了一块上海手表，肯定是父亲偷偷给他写信了吧？那块手表要花掉三叔的两个月工资。母亲多少年于心不安，觉得亏欠三叔。

那是一块锃亮的上海全钢手表。我端详着：整块表闪烁着夺目的亮光，两根细细的指针如亲兄弟一般，不离不弃，不急不缓地走着，“滴答”、“滴答”清晰的走动声，让人听了霎时心静如水。我闹着非要把手表放在我的枕边才睡觉，那“滴答”声亲切如母亲絮语，让我安然入梦，它又多么像连绵的春雨，沥沥淅淅，“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有一年的秋天，潇潇细雨。六岁的二弟牵羊到田野啃草。羊虽温顺，有时也很执拗的，它欺负弟弟年幼，弟弟越拽绳索，它越是不听话；羊拖着弟弟跑着跑着，弟弟就摔跤了，跌断了腿。全家人慌乱地用平板车拉着他到五十里之遥的县城，再乘火车赶赴徐州市立医院，抵达时已经是后半夜了。那时正逢“文革”，到处乱糟糟的。父母苦苦哀求才住上了院，但需交二十元的住院押金。由于走得匆忙，没时间筹措，父亲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凑了六块八毛钱。无奈之下，父亲撸下腕上的那块手表，恭敬递上。医院答复说可以，但三天内必须把钱交齐，否则手表没收。于是，父亲连夜步行八十华里去贾汪煤矿借钱，他的表妹夫在那里下井。第二天上午，父亲气喘吁吁地交够了钱，他如愿以偿地把那块手表赎了回来。他捧着珍爱的手表，对着它轻轻呵了口气，擦了又擦；戴上了，还谨慎地把衬衣的腕扣扣紧，唯恐露富似的。

几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放学，父亲的左手腕光秃秃的。母亲急忙追问，父亲嗫嚅着说：同事黄老师借这块手表去相亲了。黄老师早先死了老婆，经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临近大队的老姑娘，并且还是大队妇联主任。黄老师戴上我父亲的手表前往，无疑可以增加自信和自身的筹码。第二天，父亲回来，手腕依然光秃秃，原来妇联主任的弟弟见到那块上海手表，两眼放光，非要戴一下不可。妇联主任的弟弟把手表戴在自己的手腕上，左瞧右瞧爱不释手，最后说：“未来的姐夫，让我玩两天！”黄老师哪敢拒绝。母亲听后肺都气炸了。第二天一早，她也不怕人笑话，步行去学校找到了黄老师；黄老师只好觍着脸，怯怯地带我母亲到妇联主任家里，要回了那块手表。所幸的是，黄老师后来和妇联主任结婚了。举行婚礼那天，父亲带母亲前去贺喜，随了三块钱的喜礼。母亲长舒了一口气，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他们要是崩了，该是我一辈子的罪过啊！”

在星期天的一次挖塘泥的劳动中，父亲不慎甩丢了那块手表。我们家乡河网纵横，池塘遍布，池塘中污泥肥沃，是中和田地酸碱度的绝好肥料。每年初冬，生产队都要抽干池塘水，组织劳动力挖污泥。许多青壮劳力站在池塘中，用大铁锹一锨一锨奋力地往岸上甩污泥。那天，我父亲正甩得起劲，突然，手表“唰”的一声带着银光从手腕上飞出去了。它飞到半空，又剑走偏锋，倏地钻进了泥塘深处。父亲彻底傻眼了，这个七尺刚强汉子僵了片刻，然后醒过了神，“呜呜”嚎啕大哭起来。生产队长见状，急忙命令赶快抽水；一众劳动力自发地呈圆圈状包围了过来，个个虾着腰，渐渐缩小了包围圈，往中间逡巡摸索。大约几个小时后，一个叫二狗子的青年猛然高举着两只泥手高呼：“摸到了！”“摸到了！”母亲在家也洞悉了全过程，她急忙抓了一把高粱米，“咯咯”、“咯咯”唤来了正在四处觅食的几只芦花大公鸡，忍痛割爱地杀了，请全体挖塘泥的劳动力喝了一顿大酒。

唉，这块上海手表，承载了我们家多少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家买了好几块上海手表，我和两个弟弟都戴上了，母亲自己也终于有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坤表。我结婚前夕，母亲给我们卖了一对上海牌情侣手表。父亲呢，依然戴着那块老表；它走得准，每年只需擦了一次油，就不知疲倦地“滴答”、“滴答”伴随着他度过春夏秋冬。

父亲临终，母亲缝制了一只红香囊，把那块跟随他五十年的上海手表装进去，轻轻放在他枕边。父亲见了，想努力地咧嘴一笑，太吃力了；只见两行浑浊的老泪缓缓地蜿蜒着流向耳畔。

（此文日前获上海牌手表六十五周年大庆征文比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