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运河小学（徐景洲）

往事平不如烟

县城以铁路区分为城东与城西两大部分，我的母校运河小学就在铁路西，简称“运小”，当时是全县校园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在校学生数量最多的一所完全小学。学区占了大半个县城，班里甚至还有大运河西岸几个村子的学生。他们带着煎饼咸菜当午饭，每天都要乘渡船早早晚晚来来去去，风雨无阻，整天乐哈哈的，从没觉得苦。看他们天天有船坐，我们很羡慕。

县城别的两所小学是铁路职工子弟小学与运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别离简称“铁小”“附小”。铁小在城中，建筑最别致，都是砖木结构西式洋房。房顶有烟囱，冬天教室里还能烧煤炉取暖。厕所门窗都是百页样式，房顶还有高耸气窗，学生上课坐的都是排椅。校园里奇花异草繁多，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生都是铁路职工子弟。铁小离我家很近，有事没事，进去逛一逛，摘花爬树打球翻单杠蹲厕所捉迷藏骑墙头，处处好玩。附小在城东，学生多是机关单位子弟，几乎没去过。有顺口溜形容三校特点：“铁小打铁运小运，富了附小卖铁的。”

我是1964年夏天由运河镇幼儿园升入运小读书的。朦胧印象，校园像花园。校门口，两排大松树夹道。校门两边围墙下，是成排小松树。放学时，喜欢手抚松树头儿朝前走，像弹琴。走进校门，迎面是冬青围成的大花圃。母亲带我报到那天，我一头钻进花圃中，想看看硕大的红花黄花长在什么树上。后来经常钻进钻出，与同学捉迷藏。运动来了时，批判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花花草草都是“封资修”，被高年级学生挖掉了。我顺手拣了一棵小冬青，回家没栽活。

花圃后是大操场，全校做集体操开大会都在这里。家住石灰窑的许老奶奶在这里作过忆苦思甜报告，控诉日本鬼子罪行。她家离我们家不远，我随母亲多次去过她家，报告内容我早熟悉了，很自豪。尚校长在这里给全体师生讲过抗美援越大好形势，开过学年总结表彰大会，我因评上三好学生和在家里办学习小组受到过表彰。不久政治大风暴来临，这里又成了批斗他的大会场。

大操场正北面，是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小操场，小操场后面是小湖，小湖两侧是花园。再朝北就是院墙，翻过院墙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我们经常爬过墙头，到麦地摘嫩豌豆生吃。教室分布于大操场两边，从大门朝里，由高年级到低年级排下去。一排三间教室一个年级，教室前面都有一个大花园。我们那一排教室的最东头，有一棵大桑树，摘桑叶喂蚕，摘桑椹吃，还为争爬树打过群架。

学校西墙外不好玩，是油厂工人宿舍。学校对门是木材货厂，也没玩头。东墙外是平马车社，才是我们课余的乐园。可以看溜马，可以看马蹄砸铁掌，可以收集铁沫子玩吸铁石。放学时遇到马车，偷偷坐在后边，一气坐到家，美极。

小学生活像电影《祖国的花朵》电影演的那样，温暖，快乐，轻松，惬意。家庭作业极少，从没为做作业发愁过。暑假作业印在图文并茂的大本子上，像画册，爱不释手，开学时都不想交出去。手工课的木制作与硬纸板拼图让人着迷。提着墨汁瓶与毛笔上学，享受路人投来羡慕的眼光，说我们像大学生。二年级时开运动会，本来体育不是我的强项，班主任说我学习好体育也应该好，激将作用下，我斗胆报了100米短跑。赛跑时半道跑掉了鞋子，却是最后一名，羞得不敢回去找鞋。高年级的邻居当时正看我比赛，是他把鞋子拿给我，还说我跑得很快。

少先队员队日活动，打着队旗，去港口、工厂，听工人师傅作报告。有时三五一群，坐在学校后院小湖边的小树林里做游戏。有时去居民区给五保户白叟打井水、收拾房子。有一次去港口货场捡废纸，走了很远很远，迷了路，天黑才回来。捡到的废纸，全都交到班里，说是卖了钱，寄给越南小学生买课本。我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加入少先队的，一条红领巾戴到三年级，红色变白色，破成了布丝丝。戴破旧红领巾最骄傲，证明你是老少先队员。正准备换新红领巾，政治大运动来了，红领巾换成红小兵袖章。

学校提倡建家庭学习小组，由家住附近的不同年级同学组成，轮流到各家做作业，因此我们与不少凹凸年级的同学都成了好伴侣。家长们总是提前把桌凳油灯准备好，还好夸我们听话爱学习，比在本身家里还温馨。夜色中沐浴着月光男女同学说说笑笑回家，是童年的浪漫。每到暑假都要办夏令营，县城三所小学混组成不同营区进行交流。三年级时我分在铁路小学参加活动，又因此与不少校外的学生成为好伴侣。

政治大运动风暴袭来，先批“三家村”。我写了一首打油诗，老师改后，用毛笔抄出来，贴在宣传栏里，还让我工工整整抄一遍，说是要给报社投稿。不久斗争转向，校长开全校大会，动员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我们教室外的围墙上，贴满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写的大字报。我们学校附属的半耕半读学校的学生，把大家报贴在我们教室对面的院墙上，揭发原在他们那里教书的一位南方老师是“女人迷”，还画了他搂抱女学生的漫画。

不久又转为批走资派，师生们忙得无心上课。校长和教导主任成为批判对象，教室的四周墙壁与房梁上都是大字报。班级与年级互相串联，各学校之间也频繁交流，操场上天天开批斗大会。校长和主任站在高高凳子上，头戴纸糊高帽子，脖子挂着写他们名字还打了红叉的大牌子，和师生们一起高呼打倒本身的标语。

直到这时，学校才真正成为我们的乐园，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办公室，实验室，高年级教室，文娱活动室，以前是“禁地”，如今想去哪儿去哪儿。该撕的撕，能拿的拿。平时只能看不能摸的地图沙盘，随手可把山头摘下来。本该是红小兵的我，糊里糊涂跟高年级邻居大哥参加了他组织的“前哨红卫兵”。参加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是打砸抢学校办公室。看着抢来的书报仪器堆放在操场上焚烧，激动得欢呼雀跃。

闹到文攻武卫，两派打得不成开交时，我们红小兵便落单了，学校也冷清极了。玩得百无聊赖了，就会去学校，东瞅瞅，西瞄瞄，看还有什么可以拿。张终于发现学校后院有一间小屋，堆满铜鼓腰鼓和各种乐器，我们砸窗而入。整件鼓号不敢拿，就将它们拆散，我拿的是铜鼓上的铝制镙帽。做贼心虚，不敢走大门，就爬过学校后院墙，绕了很大的圈子，踩着麦地猫着腰一溜烟跑回家。顺手牵羊，在麦地里采摘嫩豌豆吃个够。

1970年复课闹革命。学校满目凋零，遍地狼藉。斑斓的花儿草儿不见了，桌子凳子没一件完整，教室更是千孔百疮，没一块完整玻璃窗。班主任胡老师带领我们成立“五七补缀小组”，补缀破损桌凳，事迹登上《淮海报》，我们还荣获集体五好兵士称号。桌凳修好了还是不够用，就从家里拿桌凳来用。桌凳拿的多的，大都评上“五好兵士”。那时学校大搞“学军”运动，学校是团，两个年级组成一个营，一个年级是连，我们六年级二班改名为“六连二排”。我还被选过排长，看着职务不小，其实我们班里还有团长、营长与连长，我连三级干部也算不上。

全民备战，学校搞拉练。我们兴奋地背着干粮，唱着歌儿从县城出发，到几十里路外的县学大寨先进单位丁楼大队住一夜，又绕道几十里外的老县城邳城公社，再经红旗公社，从徐塘电厂旁边的运河大堰上走回来。漫长的两天，走得暗无天日，脚都磨了泡，回家时却趾高气扬，像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兵士凯旋而归。

两派大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我们也去参加庆祝大会，然后上街游行。我们班表演行进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刀是木制的，涂上银色漆，刀把上系红布。边唱边跳，走在大街上，威风极了，后来又如法炮制参加过国庆大游行。庆祝“九大”召开，我们凌晨四点多钟起床，摸黑到学校，比及天大亮，集队去露天电影场，先开会，再游行，回到家差点饿昏过去。这次是扛红缨枪，表演的行进舞蹈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学了一年多当课本的《毛主席语录》，终于小学毕业了。这时小学已改成五年制，我们是最后一届六年制，却上了近七年，与五年级一起毕业升入初中。毕业不消考试，升学也不消考试，按学区，由街道保举，上了心仪已久的运河中学。毕业那一天，我与一位同学到新华书店买了两张邱少云、黄继光的宣传画，用毛笔题上字，送给班主任胡老师。胡老师不要，我们扔下就跑。

年龄大了，经常梦到在运河小学校园里玩，总以为她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