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我的文化馆（徐景洲）

往事平不如烟

关于文化馆的最早记忆，是小学一年级同桌女同学带我们去她家玩。一进门是修剪整齐的冬青和松树，排成迷宫似的造型。转过许多大房子，才进入后院她那高大瓦房的家。大桌子上放着的书籍与画笔画纸，成了我心版上最初的“文化”符号。后来她又带我们去过几次她家，还去了她父母的办公室。这才发现，文化馆是公共场所，谁都可以随便出入。我们高台子与文化馆隔墙而居，于是就成了文化馆的常客，甚至以文化馆主人自居。大人们常说，拆了西墙，我们和文化馆就是一家。高大的西院墙，形同虚设，随时可以翻墙而过。造反派武斗时，西墙上捣出许多大洞，像一个个圆门，与文化馆真正连成了一体。

文化馆有大门有角门。四方门柱涂成乳黄色，外皮由水泥刻制成凸凹不服蒺藜状，刺手。横跨门柱的是长方形木制灯箱，节庆时悬挂标语。捉迷藏钻进灯箱最隐秘，时有小孩踩破灯箱掉下来。更刺激的是从门柱一头爬过灯箱到另一头，来来回回，叫“飞夺泸定桥”。为这被看大门的揪着耳朵向家长告过状，少不了挨一顿打骂。

大门两侧，是绿色带檐镶玻璃宣传栏。里面经常更新时事宣传组图：讲科学破除迷信，原子弹爆炸成功，卫生健康防病……印象最深的图片，一是科学家预测毛主席可以活一百二十岁，一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宣传栏经常有人维护，干净，整洁，经常刷新漆。几十米长玻璃橱窗画廓，阳光下熠熠闪光，夜晚亮晶晶一片明。我们高台子的大人小孩，无论白日还是夜晚，都喜欢热热闹闹聚在那儿，有的看图片，有的做针线活，小孩子欢蹦乱跳做游戏。

造反派打砸抢，无人办理，宣传栏橱窗玻璃或敲碎，或整块被偷走安在自家窗户上。贴图的三合板被揭个精光，拿回家当水缸盖子或鸡窝门，窗框子撬走当柴烧。我们不屑干这小偷小摸勾当，能钻进觊觎已久的宣传栏，一人占据一橱窗，嘴里“嘟嘟嘟”叫着像开飞机开火车，就很满足。漆黑夜晚，这里是捉迷藏最佳藏身地。胆大的还会爬到橱窗顶上，“咚咚咚”跑来跑去。再从橱窗上爬过大门上方的长木箱子，惊险不亚于演杂技，连大人都惊呼夸赞有本事，将来参军必然能当侦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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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大门内东侧是传达室，表里两间房，前后住过六七户人家——既是职工宿舍，又兼管传达收发看大门。他们有的凶神恶煞，大门不让我们进；有的蔼然可亲，还让我们进屋里玩。凶神恶煞的，我们半夜用石头砸他门窗，蔼然可亲的，常帮他们干家务。印象颇深的有爱吹笛子外号劲疙瘩的徐州知青，拉二胡的耿老师，写小说的陈老师，画画的高老师……几十年后，我与陈老师竟在同一所学校同一教研组办公，没事时说起老文化馆的事，他说：“你那时老实得像女孩子！”其实我那时很调皮，只是见了大人总是怯怯的。

传达室东面，是小松林，阴森森的，常去拣松果当弹弓子弹打人，刮松脂粘知了猴。再朝东，是大鼓场的高大西墙。大鼓场刚建好时，改作图书馆阅览室，藏书室则是北面厕所改建的，我们常从窗口爬进去偷小人书看。厕所与大鼓场之间，有一段两米长围墙，我们常翻墙过去听大鼓。

传达室向北是矮松树与冬青围着的青草地。中间有一跳远沙坑，还有木马、转椅，后来都都被砸坏偷走。坐在空旷的草地上，常怀念摇木马的童年时光。月光下的草地最美，我们围着徐州知青劲疙瘩，猜他破的谜语，听他吹口琴与笛子，神侃农村插队有趣生活。阳光下，在柔软的草地上翻跟头撂螃蟹摔跤跳沙坑，欢声笑语一片。十多年后闹地震，我家防震棚就建在这里。

大门以西又是一番风景。南院墙边是一小排低矮垂柳，喜欢双手抱紧歪树杈荡秋千。西院墙边是一长排粗大杨树，知了猴特多。树前是篮球场，最早的记忆是运河镇民兵与工商联比赛。队员们身穿或红或蓝背心，印着大号数字，神气极了。后来都成为县里篮坛高手。我给他们抱衣服，就此迷上打篮球。

想打篮球没篮球，只能打小皮球。十几个小孩子凑零花钱，买大橡皮球。球壳有麻点且硬，拍起来手疼。我在文化馆后院放杂物的巷子里，发现一只皮壳破了而内胆还好的篮球。黑天偷出来，用针把牛皮壳缝好，这才算打上了真正的篮球。球打破了再缝，最后打得只剩下球胆，轻飘飘一拍弹起老高，更好玩。有一阵子，几乎天天去文化馆打篮球，还和别的街区孩子比赛。月夜也打。篮球架被我们打得越来越低，由摸不到篮板到轻易摸到篮圈，终于把两座篮球架全打散了架，趴在了地上。篮球打不成，就拿篮球当足球踢。

篮球场上还可以跳房子，弹琉子，打元宝，打土地老爷，玩大型群体游戏老鹰捉小鸡与过电木头人，阔大空间任凭我们自由撒欢。纷纷扬扬下了尺把厚大雪，也挡不住我们去篮球场。用脚踏出一片空地，玩一种叫“五窝”的弹琉子游戏。小手冻得红肿弯不了，口吐热气“呵呵”几下继续战斗。篮球场上只要放电影，总是人山人海，好像全县城的人都来了，挤得我们这些“老文化馆人”没地方站，很憋气。

篮球场正西面，树着高大宣传牌，一月换一次内容。不是写语录，就是画主席像，我们站在架子下给画家递颜料。先把样画打成小方格，再在牌子上放大方格，然后朝格子里填相同颜料。方格颜色单一的，画家叔叔就会让我们抹一把。画画结束，会把剩余的颜料送我们。运气好，还会得到几只秃笔。回到家里，依样画瓢，也能画得有模有样。我画过南京长江大桥，挂在墙上，邻居都来不雅观看，从此迷上画画。画画的颜老师、侯老师、伊老师，和我们家里大人很熟，都是县城名人，街上所有大幅宣传画，都出自他们手笔。他们在哪儿画画，我们就跟他们到哪儿当下手。看热闹的人，时不时赞一句“这小画家真能”，听得心里美得像抹蜜。

迷上画画，不再满足“画叔”赏赐的剩余颜料，就到文化馆角角落落搜寻广告色瓶子。把用剩的颜料抠出来，配好色，别离装进小药瓶。学“画叔”的样子，将小画片打上格子，画在大纸上。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像，挂满自家墙，还送邻居。画画的侯老师来我家玩，对我大加赞赏，送我一套他画的毛主席像集，还让我去他家学画。脸皮太薄，不好意思去，乱画几年，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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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一进大门正中间，是一条七八米宽的青砖路，道旁是修剪整齐的冬青和松树，每隔几米，有一株高大梧桐。夏天，梧桐枝顶相接，不见骄阳。树下还有水泥长凳，远远近近的人，都喜欢来林阴大道席地而坐，侃大山拉闲话，打牌下象棋。 红卫兵运动发端于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文化馆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最早一批大字报，就是由县中红卫兵贴给文化馆馆长的。为了迎接络绎不停的大字报，冬青松树前树起一排排三合板制的大字报板。很多年后，还能清晰忆起当时情形。文化馆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好像全城的人都跑这儿来了。红卫兵们挑着红旗，打着锣鼓，呼着震天响标语，列着看不到尽头长队，一排一排，捧着大字报，走进文化馆大门。馆长领着一干人整整齐齐站在门里，接一次大字报，鞠一次躬，再把大字报一张张贴在三合板上，还要拿起红笔，在本身名字上打上红叉叉。由此知道文化馆第一任馆长叫高子亮，还知道他写的剧本在全国上演并获大奖，当然，这时荣誉都成了罪过，荣誉越高，罪便越大。

大字报送完，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用封条把文化馆大门封住。我们正站在文化馆对过的美容理发店门口看热闹。意犹未尽的红卫兵直奔过来，搬梯子爬上墙敲掉“美容理发店”几个字，勒令改成“东风理发店”，顺手也把大门封了。经理郭叔闻声推门而出，撕破封条，被红卫兵拉到文化馆门口，说他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典型，与文化馆长是一路货色，应该一起斗。

随着批斗升级，文化馆里经常看到红卫兵挥拳头，喊标语，张牙舞爪，上窜下跳，吓得胆战心惊。造反两派开始内斗，战场移到大街上，文化馆反而冷清起来。大字报板半夜被人偷走，传达室的人被斗得不知去向，大门砸烂关不上。不论白日黑夜，都可自由进出，文化馆这才真正属于我们。

以前不敢攀爬冬青松树，现在无人管了，不怕刺扎，一古脑儿全都钻进树丛中。找个硬枝子坐上边，又摇又晃，说是骑战马、驾坦克、开飞机。对面两排树丛形成对阵两军，呐喊挑战，喊杀喊打，都把对方当成日本鬼子。几十个小孩，站在三四十米长的冬青松树丛中，狂呼乱叫，比红卫兵批判会吵闹气氛毫不逊色。

在冬青松树丛里捉迷藏最刺激。像睡弹簧床，又像爬草垛，一耸一耸窜来窜去。把松枝子抓到手又弹出去，当兵器弹人。不时被树枝划破手，刺伤眼，撕破衣服。鬼哭狼嚎，互打互骂。大人闻声拿着棍棒赶来，骂我们“就是穿狗皮也不经这样磨”，几棍下去，树不倒而猢狲散。

看到枯死的冬青松树，拔下来，拖去家当柴烧。看到半死不活的，用力猛拔拖走。松树枝油多火旺，大人无心夸赞几句，积极性更高，索性将鲜活的冬青松树连根拔走。久而久之，两排整齐而又壮不雅观的冬青松树，只剩下东倒西歪几棵，一片凋零惨景。馆里两派红卫兵忙着你揪我，我批你，哪里顾得上维护馆容馆貌。

拔光了冬青松树，又去打梧桐树主意。剥它皮，摘它叶，砍它枝。好在梧桐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经得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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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大门正中青砖甬道走四五十米，是中心大花园。松柏环绕，杂树丛生，细长枝条挂着成串紫红小花，男孩争相攀爬去摘，女孩呵呵傻笑插在头发上。园子中心最初建的是长方形映壁墙，画着农民壁画。大跃进年代，邳州因首创农村壁画而成为全国闻名的农民壁画县。“三忠心四无限”运动中，先树木制四方型“忠字塔”，正面是毛主席像，下书“毛主席万岁”，侧面是毛主席语录与“四个伟大”题词。后来又建高大红墙，正面画领袖像，背面是语录。中心花园不太大却像迷宫，捉迷藏无论绕“语录塔”转圈子，还是横插斜进松树丛，都很难被捉到。有胆大的还会爬到木塔顶，钻进塔里，更难找。木塔四照有照明灯，晚上我们常到木塔正面的主席像下，排成队，背语录，三鞠躬，呼标语，再绕花园转三圈，方才各玩各的去。有小伙伴喊错标语，就让他们跪在主席像前，磕响头谢罪。“语录塔”很有名，许多人专门老远跑来以它为背景照像留念。 花园北面，依然是松树夹道的青砖甬道，三四十米长，尽头是坐北朝南一排高大瓦房，这才是文化馆主体建筑——表演会堂和展览主大厅。花园东面，一排十多间砖瓦房，是各种活动室、展室与文艺工作者休息室。县里各种大型展览，都在这里举行。两派大联合，宣传队合并，集中在文化馆展室吃住排练。我们常趴窗户看节目，偶尔看到男女青年演员搂搂抱抱，就大叫一声“流氓”，撒腿便跑。几十年后，遇到其中已成伉俪一对，笑谈当年艳遇，他们说：“本来干扰我们好事的是你啊！”

印象最深的展览，是两派武斗结束后的收缴兵器展。长枪短枪水压机关枪，钢炮土枪匕首大刀片，看得眼馋手心发痒。千方百计讨好讲解员，终于可以在没人的时候，任意拿枪舞刀过一把土八路瘾。农民画展最多，文化馆常年办农民画家培训班，画家都面熟。我们跟着里里外外提笔拎纸，好处便是剩作的颜料与用秃的笔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因此高台子的小孩大都画画的爱好。

最后一次在文化馆看展览，是1976年。下放农村的我回城过春节，与发小娃子去文化馆看全县书画展。展厅里遇到也是下放知青的高中女同学，她是画展作者。作品题为“除害虫”，几个男女知青给苹果树打药，寓意批判“四人帮”。她很神气地站在画前给我们讲解，然后谈抱负报负，告别时还互相激励。恢复高考，我和娃子别离考上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数学系，她考上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那幅画还颁发在了《江苏文艺》创刊号封底。

花园西面，四五间高大瓦房，专门存放出土文物。只挂一把小锁，门缝开的老大，从无盗偷。长方型木箱，放一具人骨头，据说历史几千年。说很珍贵，看着吓人。成箱成盆的铜钱瓦罐铜鼎宝剑，落满灰尘。院子里经常拾到散落的古铜钱，都当废品卖掉。我拾到过几个好看的刀形币，都玩丢了。这几间大瓦房后来改成图书室，我是最早一批办借书证的，上中学时，几乎天天去借书，和办理员很熟，可以到藏书室挑书看。下放农村，隔四五天，就会专为借书跑一次县城。图书馆是阿谁文化沙漠年代里的一片绿洲。几十年后，大学同学帮手当办理员的妻子整理借书签，发现大多数借书签上都有我的姓名。

图书馆前原是小广场，有压压板、滑滑梯、单双杠、吊环、木马，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文体活动器材，周围有石椅石桌。造反派打砸抢时当作资产阶级腐蚀青少年的享乐工具悉数破坏，沦为烂铁碎木。最后只剩下铁制的大型滑滑梯的梯身，像炮楼孤零零耸立着，我们经常爬上去玩。打扑克也是“四旧”，通通烧掉。我把父亲崭新日记本撕了制成扑克牌，邀小伙伴爬到滑滑梯顶打起来，安全隐秘，逍遥自在了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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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大礼堂的墙壁涂成乳黄色，回廓上立着四四方方廓柱，宽大玻璃窗，高耸女儿墙，门脸上方竖一旗杆。礼堂内摆满木条凳，舞台半圆形，有幕布与上下场角门。各公社文化站宣传队轮流调演，长年表演不竭。

礼堂两翼，别离是稍矮的三间青砖瓦房，功能是排练节目，办农民画家学习班，展览，娱乐室，图书阅览室……这排房子将文化馆分割成前后两院，从排房两侧可以进入后院。前院是公共场所，后院是办公与宿舍区。

印象中第一次在文化馆参不雅观的是阶级教育展览。县城各行各业都要参不雅观，各公社也派代表来参不雅观。文化馆人满为患，入场的队伍排到大街上。我那时正上小学三年级，排队走进文化馆，满心自豪感，仿佛参不雅观的是我家。

展品有本县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各种罪证，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作斗争的事迹介绍。印象最深的是泥塑的岔河乡姐妹团长小五姐被地主还乡团活埋的场面。她年龄不外十七八岁，大家看了义愤填膺，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标语。母亲告诉我，小五姐是她邻居，她也参加了姐妹团，整天跟在小五姐后面到各村去宣传。她讲了许多小五姐传奇故事，我又添油加醋讲给小伙伴们听。

展出的农具、刑具、刀枪、血衣、照片、文书等等实物，都是邳州近现代革命史不成多得的物证，后来全都流失。

后来各种展览更多了，简直应接不睱。诸如革命领袖光辉事业展、红卫兵成果展、革命书画展……造反派为争场地，大吵大骂大打。两派大联合后，支左的解放军收缴武斗兵器，作为胜利成果，将各种兵器放到文化馆展览。长枪小炮，样样齐全，我们乐得天天泡在展室里，恨不能偷上几件。平时玩的都是纸枪泥枪铁丝枪，真枪真炮只是在电影里见过，从没见过这么多真家伙。与讲解员混熟了，还能摸上几把。

大礼堂里还住过解放军野营部队。文化馆大门口有兵士荷枪实弹站岗，不许随便出入。我们天天在大门口陪解放军叔叔站岗，和他们聊天。趁着无人，哨兵会让我们背他的大枪，从那时萌生当兵梦想。拍淮海战役题材电影《车轮滚滚》，文化馆院子里摆满了坦克战车。 大礼堂关押过站错队的造反派头头，像进驻野营部队一样戒备森严。半夜传出鬼哭狼嚎般痛苦呐喊，毛骨悚然。有一关押的造反派头头逃出来又被抓回，我们爬上文化馆墙头，看到被抓回来的人，横捆在自行车上推到大礼堂门口，扔到地上拳打脚踢，满地滚来滚去，凄惨悲嚎。第二天听说那人受不外严刑，浇汽油自杀。抢救及时，烧得满脸没皮，留下一生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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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展览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薄，各种文化活动相继恢复，展室经常举办农民画学习班，农村文学创作、小戏编剧培训班，常年不竭从各公社选派文艺骨干来文化馆学习。每到晚上，吹奏弹拉响个不竭，每个窗口都挤满看热闹的人。这些文艺骨干培训结束前，都要进行成绩报告请示。学美术的，在县城街道墙壁上画农民画。学表演的，排节目到街头表演。我们早跟他们混熟了，经常帮他们拿画画工具和表演道具，别离时心里还很难过。

我们表面上巴结他们，心里却很有优越感。因为我们是城里人，穿的比他们洋气，吃的是大米洋面。他们穿的衣服又土又旧，吃的是发霉发黑的干硬如马粪纸片的山芋煎饼。他们在展室里睡地铺，房梁上扯铁丝，晾满发霉的煎饼。他们很喜欢与我们相处，常侃乡下趣事，还会给我们用剩的广告色，给我们二胡琴弦和笛膜。乐得我们到处乱写乱画，还组织乐队，晚上隔着文化馆高墙，吱吱拉拉与他们一较凹凸。拉着吹着，不知不觉，一路走进文化馆，在篮球场上演奏起来。与他们比拟，水平实在业余，引来一片哄笑。我们羞红脸蛋，掉头就跑。

1970年前后，大礼堂西侧几间房办起康乐室，一间象棋室，一间军棋跳棋室，一间康乐棋室。口头上革命标语喊得震天响，心里还是向往娱乐休闲生活。康乐室一开张，就人满为患。康乐棋与台球相似，四方台子，球是象棋子，用棍子撞击进洞。我们是高手，也是常客。把守康乐室的，是一对年青夫妻，徐州下放知青。男的很英俊，女的也标致，就是太胖，我们背后叫她“水桶夫人”。有一次他们让我们把守康乐室，本身干私事。回来后发现一副象棋没有了，铁青着脸审我们，我们脱了衣服让他检查。自证清白后，又提供破案线索：最后下那副象棋的是两个造船厂小伙子。小俩口让我们把守康乐室，直奔造船厂而去——造船厂很远，过了好一阵，他们满头大汗、满面春风回来了，说人赃俱获，两个小青年正在厂里下这副象棋呢！现在正蹲学习班写检讨。

图书室也恢复了，地址就是本来的大鼓场。我成了第一批借书者，印象最深的书，就是改版后的《十万个为什么》，让一个贪玩的懵懂少年打开了全新的精神世界

……

文化馆前院的故事太多太多了，而后院，才是文化馆的精华所在。那里有图书室，资料室，画室，小花园，小鱼池，水井，厨房，乒乓球室，会议室，公厕，职工宿舍，小松树林……都是好玩的去处。即使垃圾堆，也有许多“文化宝物”可寻，如用剩的广告色，各种颜色的纸片，油印宣传资料，甚至还有古钱币……特别是最后一排的后院，堆放各种杂物，更是我们的淘宝乐园。后院一共三进院子，房舍错落有致，曲径通幽，庭院深深，居住者多为本地文化名人，因而平添几分神秘与神圣，轶事趣闻更是多多，而我们的少年故事则更富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