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笔金銮夜始归——唐武宗灭佛和李德裕下邳行（作者 崔学法）

往事平不如烟

唐文宗五年（公元840年），文宗李昂驾崩，武宗李炎登基，任命曾做过丞相的李德裕再次为相。次年，日里万机、“载笔金銮夜始归”的丞相李德裕风尘仆仆从京城长安来到下邳，他可不是来下邳游山玩水，而是担负着武宗灭佛的重要使命。李德裕这一行对中国的宗教发展趋向起到了关键影响。毕竟下邳是中国古代佛教主要发源地，魏孝文帝在这个地方学会民族与宗教汉化，李德裕却来探讨如何帮助武宗灭掉佛教。

李德裕(787～850)，唐后期宰相，著名政治家。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祖栖筠，唐代宗时御史大夫；父李吉甫，唐宪宗时宰相。李德裕少好学，精通《汉书》及《左氏春秋》，善为文。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穆宗即位，李德裕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历穆、敬、文、武四朝，他外任浙西、郑滑、剑南西川、淮南等镇观察使、节度使；还朝，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兵部尚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加官至太尉，封卫国公。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他是李党的领袖。政治上李德裕主张强化朝廷威权，维护统一；主张抑制不服从朝命的藩镇，反对姑息；主张整顿吏治，反对虚浮和朋党结交；重视门第，反对进士浮华。李德裕少年时就心怀大志，勤奋读书，尤喜《左氏春秋》和《汉书》，但是，他却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认为这样是自贬身价，因为他出身名门士族，照样凭借门荫当上了校书郎。

由于李吉甫做宰相的时候，与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政见不和、针锋相对，一直积怨很深，因此，他们三人把怒火转移到了李吉甫儿子的身上，非要除之而后快。李德裕被李逢吉外放为浙西观察使，牛僧孺、李逢吉分别担任了朝廷的宰相，牛、李之间的党争一直持续了四十年。

李德裕到了浙西以后，很快显露了出类拔萃的从政才能。李德裕善于理财，府库几年时间就变得十分充盈。他也善于抚士，虽然赏赐不厚，将士们却都没有什么怨言。他在移风易俗方面更是出色，他挑选年高德勋的长老教化当地人，辅以严刑峻法，几年之中就革除了遗弃父母的陋习。他剿灭流寇，让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发自内心地视他为父母官，唐穆宗也下诏对他予以褒扬。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由于李德裕在地方上成绩出色，被封为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做宰相，而当时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闵得宦官助力，抢先取得宰相之位，极力排挤李德裕，李德裕外放为郑滑节度使，太和四年，李德裕成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西川位置险要，与南诏和吐蕃分别接壤，在此之前， 南诏经常入寇，李德裕接手的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烂摊子。李德裕率领众人，在清溪关（今四川汉源南）修筑堡垒，利用地形优势阻挡南诏的进攻，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李德裕亲自走遍这里的山山水水，绘制成地图，上报给朝廷，向唐文宗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李德裕还选拔民兵，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大大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短短时间内，当地就呈现出百业兴旺的局面。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投降唐军，李德裕得到了吐蕃的维州城，正可以借此扼制吐蕃的进攻，可惜的是宰相牛僧孺满怀私心，不以国家为重，竟然劝说唐文宗归还维州给吐蕃，遣返了全部吐蕃降卒，致使他们回去后尽数遇害。李德裕怒不可遏，党争从此愈演愈烈。唐文宗也后悔莫及，他意识到李德裕的做法是正确的，遂封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将牛僧孺贬官外放。李德裕随后也当上了宰相，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宰相。然而，唐文宗对他达不到推心置腹、信任有加的地步，他很快就被外放为镇海节度使。直到武宗上台，李德裕二度为相，才有机会尽展其才，协助大唐帝国度过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显示了惊人的执政能力。

早在李德裕在地方任职期间，就坚决打击佛教。自唐朝立国以来，历代君主都对佛教以极高礼遇并大力提倡，佛教文化早期的渐入，没有和中国传统儒教、道教相融合，必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冲突。士大夫中一些人，如韩愈、李德裕、杜牧等，站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坚决提倡反佛、灭佛。至中叶以后，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私度之钱归之于地方官吏和寺庙所有，造成政府和寺庙多度僧尼。很多人为了逃避赋役，出家为僧，导致僧人越来越多。而寺庙土地不用纳税，僧人靠农民供养，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大问题，从而逐渐威胁到了唐朝中央统治。公元824年，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借口祝贺唐敬宗的诞辰，设坛度僧，每个人只要交上两千钱，就能落发出家，逃避赋税和徭役。李德裕上疏揭发了王智兴，一针见血指出，江淮地区男子为逃避傜赋，一户如果有三丁必然有一丁出家为僧，如果不加禁止，江淮地区将丧失壮劳力60万，这对大唐帝国来说，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皇帝震惊了，赶紧下诏禁止王智兴设坛度僧。对于僧人的欺骗行为，李德裕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特别是那些贩卖包治百病的圣水的家伙，李德裕是抓住一个惩办一个，决不允许僧人在他的地盘上招摇撞骗。

而武宗本人又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他即位后便开始抑制佛教并筹划灭佛。当然与他的得力助手、十分信任的丞相李德裕一拍即合，李德裕是灭佛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邳州是中国佛教最早的传播地之一，早在东汉末年，佛教信徒笮融就在下邳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宝塔——九镜塔。佛教徒数以万计，势力强大。灭佛丞相要想赢得这场运动，必然亲临佛教重地考察、部署。李德裕来下邳后，对当时还屹立在下邳城内的中国最规模宏伟的佛教建筑物——九镜塔熟视无睹。跑到当时连碑都没立的圯桥，发表一篇《圯上图赞》议论，大谈什么“赤松、黄石。”，“天地之蕴，神明之玺欤！”充满道教色彩的语言。

下邳之行后，更加坚定了唐武宗和李德裕的灭佛决心，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会昌三年四月，唐武宗下了一道“杀沙门令”，传说藩镇的奸细扮成僧人混入了京城，长安城中打死裹头僧有三百多人。 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各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李德裕对武宗灭佛大加称赞。他说：“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包括私立招提和兰若即僧居奴婢十五万），得良田约数千顷。其僧尼令隶主客户，大秦穆护、祅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他认为这是武宗“独发英断，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膏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看来，李德裕对武宗灭佛是兴高采烈。因为他认为这是解决了“耗蠹生灵，侵减租税，国家大蠹，千有余年”，唐高祖欲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大问题。（《李文饶文集》卷20《贺废毁诸寺德音表》）李德裕不管是做地方官，还是宰相，对佛教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基于这个观点，他积极主张灭佛。这充分说明，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主要是因为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容易接受。这又说明，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如果说武宗以前的皇帝为什么没有灭佛，主要是矛盾的发展还不到最尖锐的程度。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以后事实证明，佛教在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土壤的，虽然受到致命的打击，还能顽强的传承下去。不过采取了新的生存发展形式，像凤凰涅盘一样，获得了新生。

在唐武宗灭佛的同时，道教得到发展的机会。道教以《道德经》为经典之一，以《道德经》作者李耳为先知、祖师，李唐王朝以李耳为祖先，使道教得到空前发展。一个宗教的兴起，必然掀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邳州圯上的“老人”也上升为黄石公神了。这个神的出现，灭佛丞相李德裕来下邳盛赞“圯桥纳履”功不可没。同时也揭开了日理万机、“载笔金銮夜始归”的丞相李德裕千里迢迢来下邳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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