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话：无稽之谈的“推敲”三则诗话何以成为经典 | 徐景洲

渲仞咏

我对古代文学产生强烈兴趣，是教高师函授古代文学课时。因为备课的认真与深入，寻常阅读隐而不显的古代文学魅力沛然而出，自然而然陶醉降服。其实我上大学时，最感兴趣的却是外国文学，涉猎极广，原因则与少年时代阅读习惯的形成有关。当年政治运动频繁，语文课几乎没学过古文，社会上也难遇到古文，大都当“四旧”烧掉了，即使有也不敢看，看不懂。反而是外国文学容易找到，特别是苏俄文学，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读了五遍之多。久而久之，偏好养成，大学时还当了外国文学课代表。如今却认为，还是中国古典文学耐读而且养人。古诗文研读深了，就有独门心得，形之成文，还发表在报刊上。《无稽的诗话》这一篇，就是在唐代文学的讲授过程中，灵光闪现，由赞美“推敲”诗话典故精彩，演变而为对其真实性质疑，又推而广之，对其他两则传播极广的古人炼字诗话深入剖析，质疑成文，不仅发表在《写作》1995年第3期上，还上了封题，又多被转载，可见其学术分量。作为念念不忘的得意之作，将文学评论文章结集出书时，书名便叫“无稽的诗话”。
其实很长时间，我都对唐代诗人贾岛写诗“推敲”的佳话深信不疑，它也是我最早知道的古代诗人炼字的佳话。依稀记得，上中学时，几乎每个语文老师都讲过这段炼字传奇。显然，写文章对文字要反复推敲，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也是屡试不爽的写作法宝。好像我在笔记本上，还记下过这则故事。大学时，老师讲唐代文学，更是津津乐道，学养功底深厚，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一节课都没讲尽兴，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教写作课的老师，第一节课就讲它，说写作没什么诀窍，懂得“推敲”就行。当然，这里的“推敲”，不仅是字词的推敲，而是谋篇布局、主题立意都要反复推敲，何愁文章写不好呢！
我当中文教师，也是典故挂嘴边。因为教学效果好，就对古代诗话着迷，遇到此类书必买，读了就现卖，课堂教学效果倍增。但我又是个好钻牛角尖、好抬杠的人，有时特好逆向思维，于是古代诗话读得多了，就如我在《无稽的诗话》这篇文章所写：“历代诗话中记述了许多古代诗人诗词创作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成为文坛创作的佳话而被人们广为传颂，它不仅为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所津津乐道，而且也常常被严肃的文学研究者当作文学研究的史料加以不断地引证。其实，有许多著名的诗话不过是诗话作者的向壁虚构，无稽之谈，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精心创作。这些诗话大都不见于正史，而仅仅见之于文人的诗话词话和笔记小品类的著作之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文学的野史罢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诗话对于诗歌的普及，对于提高人们的创作与欣赏的水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正本清源，指出其真伪，还这类诗话以历史的本来面目，避免以讹传讹，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我始终认为古代诗话绝对是古典文学瑰宝，它不仅以其特有魅力丰富了古代文学，增强了古代文学的迷人魅力，而且还扩大了古代文学的生命外延，使其具有了写作学修辞学的指导意义，对于普及古代文学功莫大矣。但探讨古代诗话的源起与演变，也很有助于诗话的借鉴欣赏与古典文学的普及。于是，流传最广的“推敲”诗话，就成了我的第一个实践样本。
当年我在探讨这则诗话的“无稽性”时，源头资料的引述上还属于间接性质，仅仅“南宋曾慥的《类说》所转引《唐宋遗史》记载”一句。当时觉得，追根溯源对于我来说，并不必要，何况我也很难追根溯源。对于间接资料中提到的这两部书，我一无了解，而今天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因为网络搜索的方便，追根溯源便有了可能与必要。
先来看《类说》。它是一书专门录汉魏以来笔记小说，每书摘抄数条至数十条不等，引录书籍260余种。《类说》引书虽然均系节录，但对原文不予改动，因此本书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作者在南宋初年所能看到的许多书，今已亡佚不存，《类说》只保存了它们的部分佚文，弥足珍贵。此书还具有很高的辑佚校勘价值，南宋以前保存至今的笔记小说，许多书的内容都有所散逸，文字的衍夺讹窜不可胜计，后世校勘辑补这些古籍时，常需求助于此书。
再看《类说》所引的《唐宋遗史》。它是宋代文言轶事小说。北宋詹玠撰。原本四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已佚。本书收录唐、五代至北宋中期的各种遗闻逸事。部分内容取资于他书，但文字上均有所改动和增损，且多有妄改之处。但由于此书所引，均不注出处，而唐代部分，也多有不见于他书的记载，故仍有其价值。总之，本书菁芜杂陈，读者应审慎取资，不可一概据信。
由此看来，此则诗话最早的源头，是已佚的《唐宋遗史》，但它也不是第一手资料，此书“部分内容取资于他书，但文字上均有所改动和增损，且多有妄改之处”，这就为以讹传讹埋下隐患。而引述此书的“类说”，则照抄不误，自然也是不可以当信史看的。而当初我写这篇质疑文章时，还没有条件查阅这些相关资料，若将这些资料列为佐证，当更有说服力。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再来看一下诗话的故事情节：因《题李凝幽居》诗第四句中的一个字是用“敲”还是用“推”而苦思冥想拿不定主意，于是骑着驴在路上反复作着推敲的样子，结果一下子撞着了京兆尹韩愈，而韩愈却不计较他的冲撞，反而帮助贾岛修改他的诗作，并将诗定为“僧敲月下门”，而且二人就此结为诗友。
这则典故因此常常被人们作为贾岛诗歌创作刻苦认真的苦吟精神的例证以及古代诗人锤词炼字的典范而不断地引证，很少有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但我却从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著名文学家评传》的《韩愈传》中，读到了这样一段与炼字故事有关的论述：韩愈做京兆尹时，是823年，而韩贾二人的初交却在811年，即在“推敲”故事发生的前十多年，那时二人就已相识相交了，并有许多诗歌相互赠答。于是疑问顺势而出：他们既然早就相识，怎么可能在十一年后，二人在京城大路上相遇却成了陌生人呢？
由此再思考故事本身，更觉得不合情理，不合文学创作的规律。锤炼诗句，选用什么字词，主要取决于更生动、更准确、更真实地反映生活，即字词的选用是由生活本身来决定的，而非主观臆断。因此“推敲”二字的选择，应该由生活的真实情况来决定，怎么可以随心所欲地主观臆断呢?贾岛苦思冥想已属做作之举，再由韩愈这样的没有幽居生活经历的人来作判断，就更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了，形同问盲于路。
继续深入思考：“推敲”二字各有意趣，各有千秋，而且二字内涵的差异也特别大，从生活的真实出发，只能是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这已不是纯粹的语言技巧的问题了。如果当时贾岛夜访时是推门而入的，那就该毫不犹豫地用“推”。如果当时是敲门，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用“敲”。用“推”，意在表现僧人幽居，门无需插，那鸟宿池边树时推门的“吱呀”一声，也是非常富有情趣的。用“敲”也有其道理，贾岛夜访，本不知其门是插还是未插，“敲”便是一种很自然的动作，那夜深人静时的清脆的敲门声，也是十分令人心动的。到底是用“推”还是“敲”，也只有贾岛心里最为清楚，又何劳韩愈予以定夺呢?
思考的最终结果，得出的是否定性的结论：贾岛如此煞费苦心地苦吟，实在是有些矫揉造作，如此违背生活真实的苦吟，已是入了咬文嚼字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歧路了，是不值得后人效法的。从这个角度看，这则诗话的编撰者，有玩弄文字游戏之嫌，实在是帮了贾岛的倒忙。而后人竟然信以为真，并经常以此来印证诗歌创作的理论，确实是大谬不堪的了。
当然，我的推论只是一家之言，可为诗话典故的学习与传播，增加一点诗趣的花絮，丝毫也不影响千百年来它所形成的至尊诗话的定势，以及人们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写作必须反复推敲的铁律。而“推敲”一词的固定化，其语言与文化上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原诗话的范畴，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符号而为人们所接受。
但我因这则诗话的研讨以及撰文，引发了对古典诗话的虚实真假兴趣，乘势而下，又对另两则诗话进行探讨与质疑。
一是苏轼，秦观，黄庭坚，佛印四人为杜甫的《曲江对雨》诗补字的诗话，这也是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但这则诗话的真实性同样也经不起推敲。这则诗话见于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的注引，说四人见一处院壁上写有杜甫的诗《曲江对雨》，其中的“林花著雨燕脂湿”句的“湿”字为蜗涎所蚀。于是四人各补一字，苏云“润”，黄云“老”，秦云“嫩”，佛印云“落”。虽各有意趣，但找来杜甫的诗集一看，又都觉得不如原诗的那一个“湿”字。的确，杜甫的一个“湿”字，把四人的字意都包括进去了，而且留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的空间，写绝了林花着雨时的难以言喻的美。而四人的补字，恰恰从反面，有力地烘托出了“湿”的深蕴的审美内涵，显示了老杜非凡的炼字功力。这则诗话，确实是讲解诗歌炼字之妙的绝好例证。不过，这则诗话人为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且不说四人同游此处院落的历史真实性如何，也不说他们补的这四个字着意在显示四人各自的“生老病苦”的人生哲学，迥异不同的性格特征，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这四人都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对于古典诗歌都有着极深的造诣，他们对于上一朝的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作品，理应是非常熟稔的，特别是对他们的名作，更应该是倒背如流才是，这对此四位素以博闻强记著称于世的文坛大家来说，不仅不是难事，而且正应是其特长。可是面对着杜甫的诗歌名篇《曲江对雨》，这四位宋代诗坛上的佼佼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记得清这首诗的名句中最为关键的作为诗眼的一个“湿”字，显然在情理上无论如何也是讲不过去的，其人为编造的痕迹，也就不言自明了。
另一则诗话，则是王安石《泊船瓜洲》诗的“绿”字的炼字佳话，更为家喻户晓，但诗话真实与否，也存在着很大的疑点。它出自洪迈的《容斋续笔》，材料的来源据说是“吴中士人家藏其草”。且不说古代诗人写诗时特意把草稿留传下来，并传之于他人的事例实属罕有，单就其草稿的内容来看，也有多处令人不解的地方。草稿上这样写: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王安石好改字确是事实，但像“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这个”绿”字，要作如此改法，却又有些令人难以置信。首先，“绿”字形容词作动词用，这种词类活用的炼字之法，在古典诗词中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并不少见。如丘为的“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的“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的“主人山门绿”等等，作为对古典诗歌有很深造诣的大诗人王安石来说，不应不知道这些常识，而且他自己还写过“除却春风沙际绿”的诗句。“绿”字的选用，原本不应当是多么玄妙的事情，甚至也不应该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因而用了十数字才选定这个“绿”字，从情理上说似乎有些不大可能。再者，在诗稿上圈去字时，竟然还注上“不好”两个字，似乎更是不可能有的事。既然已经圈去了，又何必特意多此一举地注上“不好”二字，好像故意要让外人知道他的思考过程似的。还有，被圈去的十多个词，都是常用的动词，类似的可列出几十甚至几百个，这样漫无目的的并不太复杂的选择，有什么必要一一都罗列在纸上呢？如此做作，倒实在有些像玩文字游戏了。臧克家说得好，这些字其实都各有千秋，像诗话说的那样，选来选去的，只能说明诗的笨拙罢了。但一般人谈到这个诗话，往往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从那么多的字里选择到这样一个字，实属罕见，显示了极强的非凡的炼字的功力。其实，像王安石那样的大诗人，怎么可能这么拙笨，为了一个并不稀罕的字，而罗列出那么多的平庸之字？细加推敲，可以看出这则诗话人为编造的痕迹，它极可能是说诗之人，为了显示诗眼的重要，而有意罗列出那么多的常见词来加以比较，以此来突出“绿”的诗眼的魅力。久而久之，弄假成真，一段令后人着迷的炼字故事便应运而生了。
我将上述对三则诗话的质疑，撰写成题为《无稽的诗话》的文章，发表在了《写作》杂志上，而且多有转载，多少算是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的一家之言吧？当然，我对诗话的质疑，并非是要否定诗话的美学价值，我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应当说，在古典诗话中，类似的无稽之谈的所谓创作佳话，还是为数不少的，我们指出其中一些著名诗话的虚假来，只是为了使人们在把这些无稽的诗话当作文学的确凿史料来认真对待时，一定要慎而又慎。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这些无稽的诗话本身，都有着非常美妙的艺术魅力，在文学史上已经成了不可抹煞的独立的文学存在，而且它对于古典诗歌的普及，对于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对于人们理解诗歌创作的三昧，也都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但分清其真伪，对于文学的科学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
　　　2024年4月1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