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邳县文化馆工作与全县文化事业前三十年回顾 | 高子亮

撼祥铰

(在徐州市文化馆(站)长学习班上的讲课稿)
文化馆站是国家兴办的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事业机构，是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正式成立于建国之后，至今也不过三十多年时间，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事业单位。由于它建立的时间短，不像教育工作那样有现成规律可循，然而它毕竟有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在全国大张旗鼓建设精神文明的今天，研究一下它的发展历史及活动规律，对指导今后工作的开展为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应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我是建国初期就参加文化馆工作的，是过来人，在实践上可人做些鉴证。但由于个人的理论水平有限，很难理清其规律，加上一直工作在一个县级单位，站的不高，看的不远有它的局限性，因而研究问题可能会失之偏颇。这是首先要声明并请领导和同志们谅解的。
下面我想从文化馆、站工作的发展，个人的体会和今后文化馆的建设和工作的开展三个方面谈谈一些看法。好在我们都是同行、战友、自家人，不对的地方，请多批评指正。



一、文化馆站工作的发展
(一)启蒙阶段(1949年到1956年)
我国的文化馆大都建立在1949年建国之后。是为适应人民政治文化翻身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开展而设立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由旧社会的通俗教育馆和解放区的民众教育馆改建而来。解放前旧政府有通俗教育馆，成立于1915年，(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后逐步推开，南京、镇江、常州、徐州及各县相继建立。邳县也曾在邳城镇建立了一所。旧教育馆的工作主要是扫除文盲，办点讲座，搞点陈列标本，宣传些封建的伦理道德。解放区建立的民众教育馆则是人民政权领导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业务是开展扫除文盲，宣传政治常识，科学常识，提倡卫生，破除迷信，组织与提高群众文化娱乐工作。二是建国之后新建的一批文化馆是学苏联的。至1952年全国才统一了这个名称，并把文化舘的舘字由舍字旁改成食字旁，确定了“文化精神食粮”的含义。
1954年7月，江苏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館站工作的指示和意见》的文件，明确提出了“文化馆站的性质是国家兴办的，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事业机构，是群众文化活动组织者、指导者。经费由国家补助和群众自筹相结合。同时规定文化馆、站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各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满足当地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并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文化馆、站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时事政策宣传、组织和辅导群众文化学习，组织和辅导群众业余艺术活动，普及与群众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卫生知识。(即当时所讲的时政宣传、文化教育、文娱活动、科普知识四大任务。)
当时文化馆的规模很小，编制上七十万以上人口的县为甲等县、设乙等馆，编制9人。五十万以上人口的县为乙等县，设丙等馆，编制6人，五十万以下人口的县为丙等县，设丁等馆，编制仅有四人，重点镇设文化站，人员(1-3人)。由于人员少，一般的馆仅能设阵地和辅导两个组(或股)。阵地组管图书阅览、民校和馆内的宣传活动。辅导组管各乡的“俱乐部”和业余剧团的辅导。在活动方式上主要搞直接服务。有三种惯用的形式。
1、组织文化挑下乡。
文化挑又称“三机一挑”，即是把留声机、收音机、幻灯机和宣传展览图片、装在一个挑子上，由馆里人员挑着下乡之传。兼搞“俱乐部”、“剧团”的辅导。文化挑每到一个集头或村庄，先挂图片、摆图书、开留声机、收音机、吸引观众；后则讲解图片，进行宣传，晚上则放幻灯。那时群众称幻灯为土电影，很有号召力。我们第一次放幻灯观众有八九千人，汽灯泡子被挤坏过两次。有时为满足群众的要求，还配合当地俱乐部宣传队的演出。
这种把文化送上门的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后来由文化挑改为用脚踏车带或用平车拉。从五十年代活动到六十年代，它不仅密切了文化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对锻炼干部的吃苦精神，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2、配合政治运动搞的戏剧宣传队。
解放初期，政治运动很多，每个运动都要造宣传声势。于是组织戏曲宣传队下去巡回演出就非常必要了。开始组织教师和机关的文娱人才，后来则集中组织业余剧团骨干。内容结合运动、剧目选用剧本，如配合土改演《白毛女》、《赤叶河》，配合抗美援朝演《鸭绿江上》、《血仇要报》，配合反霸斗争演《王九诉苦》、《杨立贝》，配合生产演《好军属》、《光荣灯》、《兄妹开荒》、《王秀鸾》，配合婚姻法传演《小女婿》、《小二黑结婚》等。这种宣传深得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因而大大提高了文化馆的威信。
3、利用当地群众传统的节日，春季庙会搞传统的文艺节目会演。如春节后跑会，各乡村的花草，旱船、狮子、高跷、落子、竹马、花鼓、花篮等各种民间歌舞齐出动，从初一一直到元宵节，这是群众的习惯，文化馆利用这些传统的旧形式，加进了新内容宣传党的政策，并组织会演比赛。至于观摩提高活动质量，当时馆几乎年年都搞民间歌舞和剧团会演，地、市、省也搞，睢宁的落子，徐州市唢呐一九五五年被省挑选参加了北京全国观摩演出，对民间艺术的挖掘有很大促进。又如各农村春季的会场 (香火会)从正月可以连续到五月，馆则组织业余剧团在春会上演出，既丰富了春会的内容，也开展了宣传。再如代写春联，改造旧年画，灶画、门神等，都很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通过这一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一是内容创新。二是文艺活动蓬勃兴起。三是业余队伍的初步形成。这为群众文化工作奠定了基础，为第二阶段艺术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但艺术辅导上的矛盾也突出暴露了。
为解决这一问题，江苏省于1956年成立了艺术馆，加强了对文化馆艺术活动方面的辅导。这个措施很英明，机构建立的很及时。文化馆觉得有了业务上的倚靠，欢欣鼓舞，这样，从艺术馆到文化馆站到农村俱乐部，业余剧团，系统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形成了。文化辅导网的建立，则必然带来了艺术活动的振兴。
(二)艺术的兴起阶段(1957年到1966年)
1957年到1966年。可以说是文化馆站工作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是已基本完成，转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群众文化活动方面也感受到原有的服务方式已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他们既要观赏也要进行创造，于是新民歌、农民画、戏曲等创作活动也就兴起了。
文化馆真正的创作活动，是从1956年开始的。那年暑期江苏省文化局在南京办了一期创作讲习班是一周时间。吴白匋教授(后任省文化局副局长)对文化创作方面讲了课。侧重是戏剧，曲艺、各种演唱材料的编写。以后各馆陆续办起了“俱乐部”活动材料，发表俱乐部创作组的作品、培养人才。农村的创作队伍便逐点地形成了，这只队伍由小到大，从写一般的新闻报导，到写唱词，各种曲艺、戏剧，从向俱乐部投稿，到向县报，徐州大众，江苏文化报和“江苏文艺”、“雨花”等刊物投稿造就了不少人才。邳县的“快板诗人李学明”就是由翻身贫苦农民、扫盲的夜校学员培养起来的。
那一时期的群众美术创作活动，也蓬勃开展，丰县和邳县的农民画，是比较活跃的。邳县于1955年树立了陈楼乡张友荣美术组的典型，产生了第一幅农民画《老黄牛告状》，得到了乡区县三级的重视。1958年五月省艺术馆在邳县办了徐淮两个地区的美术学习班，参观了张友荣美术组的“麦收画展”(70多幅作品)，对农民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暑期在省的农民画创作评奖中，一等奖三个，邳县两个；二等奖八个，邳县得四个；三等奖十个，邳县得六个，从此奠定了基础。中央组织古元等画家下放束鹿，帮农民画壁画，邳县闻风而动，组织农民自己画了大批的壁画，《美术》杂志主编王朝闻来邳县。9月份，美术杂志出专辑，介绍邳县农民画的活动，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邳县农民壁画集》、《邳县农民张贴画集》、《合壁集》等画册，从此在全国轰动。省文化局来邳县开了流动现场会，李进同志有一首诗，概括了当时的概况。
古运河边景色新，
新城王冕藐唐寅。
邳县无数生花手，
伯乐常存识马心。
八十大娘提画笔，
六句老妇放歌声。
敦煌不如此间好，
新事新人新感情。
1959年在太原召开的全国美术工作会议，1960年在山西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都推广了“邳县群众美术活动”的经验。1960年8月，全国的文教群英会，邳县农民画家梁传魁受到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接见。在人民大会堂梁传魁向周总理祝愿时。周总理说：“你们邳县壁画搞得好，要坚持生产，坚持业余，扩大队伍。”这三点指示，一直是邳县农民美术活动遵守的准则。
那一时期，戏曲和各种文艺活动，也都是很活跃的，民歌风靡一时，民舞遍地开花，沛县的“花鼓”、铜山的“叮叮膛”，邳县的民歌“小五更”等在徐州地区和省都有相当的影响。业余作者的小戏如“大喜事小风波”“清明时节”“钟媒记”“相女婿”“董红 良”等都深得专家们的好评。
那一段群众艺术由启蒙到普及并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主要的原因有三条：
1、是领导上支持艺术的发展；
2、是艺术辅导干部(艺术馆和文化馆站干部)能团结一心为群众艺术的发展而卖力；
3、是群众的热情高。
以邳县搞农民画为例。当时县委能派一个年青的副书记郑普、坐在文化馆和馆的干部一起抓美术活动。画农民画、壁画时，不少公社的党委书记都给农民扶梯子。省艺术馆从吴俊发、徐天敏到朱克可、李畹等同志，哪个未给农民改过作品。文化馆的美工和一部分热爱美术工作的教师，终日和农民美术骨干一起摸爬滚打，共相借鉴、帮助、提高。大跃进的局面和专业、业余美术工作者团结融洽的气氛以及广大群众的热情形成了那一时期工作的特点，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另一方面，在那种形势下“左”的干扰又特别重，使人感觉很头疼。首先是各项事业发展冒进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时上马，一时下马，使群众文化工作者处于尴尬的境地。如各乡社建立的脱产文工团，就是当时冒进的产物。其次是一些领导头脑发热，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违反了艺术的发展规律，如浮夸风的滋长和人人做画，人人唱歌等不适当口号的提出。
1959年到1961年，国家经济比例失调，又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为纠正冒进和“左”的偏向，各乡的脱产文工团下马了，一些民办文化馆、站撤销了，省的艺术馆也被撤销。直至八十年代才恢复起来。
1962年到1963年，文化工作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文化馆、站工作才又抬了头。1964年群众文化工作，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但是全国的社教运动开始了。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后，61年贯彻“文艺十条”被批判。文革开始，文艺战线首当其冲，文化馆、站也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三)恢复和发展阶段(1976年到现在1986年)
粉碎“四人帮”前的十年，是群众文化工作浩劫的十年，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在文化馆中，首先以人划线，行政干部成了走资派，业务干部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又联成了“三家村”“四家店”文化站成了馆的黑线，工农文艺骨干也成了黑爪牙。主持工作的馆长普遍被夺权，部分文化站也被夺了权，甚至民办站长也未能幸免。骨干蹲牢受审查的也不少，有些人被整死了，有些人被整疯了，家属子女受株连。在活动上，民间传统的艺术成了“四旧”被清除，剩下的无非是“样板戏”“小靳庄”经验，装门面的大演大唱，也完全是形式主义，破坏了农时季节规律。如果说还有值得一提的，那就是群众文化工作者和骨干们的“良心”。他们忍着痛苦，保存下来了群众文化的遗产，偷偷地练着基本功，做着文化复兴的准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群众文化工作者以火一般
的革命热情，批判声讨“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恢复和发展工作。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经过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换来了群众文化的春天。
1980年以后，贯彻了中央一号文件，三十一号文件，三十四号文件，群众文化工作才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邳县文化史在文化馆、站工作部分中写道：从1977年至1986年馆、站的主要成绩有四点：
1、农民画再度振兴、培训出一批新人。重新赴南京，济南等地展出。
2、戏剧作品再度在地区、市、省入选。
3、民间舞蹈的挖掘和整理，部分节目，入选《中国舞蹈集成—江苏卷》
4、辅导培训民间剪纸艺人，有四百多件作品进省和中央美院展出，并出剪纸专辑。
各馆、站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成绩肯定是辉煌显著的。
恢复和发展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从小文化向大文化过渡，其中出现了很多新事物。
1、文化中心的发展，使农村集镇文化生活面貌大大改观。文化中心汇文化娱乐、时政宣传、科学普及、业余教育和群众体育于一体，在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效。铜山县文化中心建设的速度、规模和质量都是很突出的，如柳新公社文化中心八一年底成为全国先进集体。各县也有各自重点，它是当前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2、艺术尖端的出现，给文化馆、站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如睢宁的儿童画，不断在国际得奖；丰、沛县的小说，新沂的诗歌，都在省和全国具有重大的影响。
3、是群众文化队伍的壮大。当前各馆的人员成倍增加。公民办文化站已遍及各乡。各种艺术骨干更是蓬勃发展。人是群众文化工作最宝贵的财富，这些新人不少有文化专业知识，年青有为，是群众文化工作繁荣发展的主要骨干力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4、是文化工作的改革。如“以工养文”“以商养文”“以文补文”等措施，以及新的文化专业户的出现，使群众文化工作出现了新格局。在经济上开阔了新的道路。
二、个人的几点体会
三十多年来群众文化工作发展的历史，是群众文化工作者的奋斗史。这里面有欢乐也有苦恼，有笑声，也有眼泪，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经验与教训混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文化工作者的体会也是各式各样的，要靠各个站从各人不同的角度去总结，去探讨，是任何人都不能取而代之的。我今天作为个人的发言，想先谈谈个人的体会，以便抛砖引玉。
我个人的体会可以归纳为四点：
1、政策是群众文化工作的生命。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群众文化事业，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的政策，当然也决定着群众文化工作的命运。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群众文化事业就发展，违背了党的政策，文化事业上就要受挫折，甚至导致失败。
五十年代，文化馆、站工作是按中央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进行的。指示中对馆站的性质、任务、工作、方针、要求的都很具体，很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规律，因而工作起来很顺利。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政策就不够稳定，出现了冒进、浮夸等偏向；特别是社教运动开展，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之后，馆、站人员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破坏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抬了头，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被淹没了，以致发展到十年动乱的局面。十年的破坏、经过了十年的修复才又出现了现在的形势，这是大家都能体会到的。
我想重点说一下周总理的三点指示。
上节我说过，1960年8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欢宴文教群英会代表时对邳县农民画家梁传魁同志曾说过“要坚持生产、坚持业余、扩大队伍。”后来我们研究周总理当时为什么要
说这些话。其指导意义又是什么？
①周总理说这段话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的时期。由于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经济工作的指挥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又加上自然灾害，经济困难，引起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全面失调；而在文化工作领域，却开展反“右倾”继续强调“统一规划，全面发动，大力普及、积极提高”发展文化工作的方针，这是与当时的形势不大吻合的。要把骨干的思想，热情引到生产自救的轨道上来。
②群众文化是业余的，骨干不能脱离生产岗位，这是党一贯的方针，但当时全国脱产之风很严重，业余向专业上看齐和发展。因而坚持业余方向是非常必要。
③扩大队伍是搞好群众文化工作的主要环节，队伍是财富，是精髓，队伍的大小是事业发展的标志。
周总理简短的三句话，说明当时的形势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和发展的方向；也体现了党对群众文化艺术事业的关怀。这不仅适应于群众美术工作的开展，也适应于其他艺术活动的开展。多年来我馆的同志常学总理的这三点指示，把它作为“座右铭”。经常对照，保持头脑的清醒。
2、骨干是文化馆、站工作宝贵的财富。
文化馆、站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工作上如果只靠本身的几个专职干部是不可能开展好工作的，必须要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广泛地把活动开展起来。在发动群众中馆、站主要是培养骨干，通过骨干去推动广大群众进行文化活动。这样馆、站才能起到组织辅导作用。
骨干对馆、站工作的重要性、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要真正认识骨干、理解骨干、培养骨干，使用骨干，这里面就大有文章，这和带兵打仗一样，带不好兵的人，打起仗来你非得吃亏不可。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邳睢县在土山镇排了一出《小二黑结婚》的大戏，宣传婚姻法。当时演该戏小芹是一个女孩子扮的，戏要开演时县委书记、县长、部队和群众几千人坐在台下，可这个演员却没了。我们到处搜索，好不容易找到她，但她怎么也不愿上台。我们急得简直要给她磕头，后来才弄清戏台正搭在她家门前，她的父母和未婚夫都坐在台下，她是怎么也不敢上台的。后来我们做了她母亲和爱人的工作，让他们帮助动员，才完成了这场任务。这使我体会到使用骨干首先必需了解骨干的心理。
对骨干的关心是更重要的，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刻。1960年春，春荒严重，我们发现创作和美术骨干很少给馆里来搞了。便重点调查了一下骨干们的生活情况，请文教局丁局长批准，拿出了三百元发给了三十多作者渡春荒。最多的十元，最少的三元，亲自送到骨干的家里去，说是政府派来慰问的。骨干李学明家六口人，贫病交加已经断炊，全家感动的跪在床上痛哭。事后他说：“共产党救活了我们全家，我活一天就要为文化出一天力”。他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翻身后上民校脱盲，会编快板，唱快板，当了村里的俱乐部主任，下雪天赤着脚带着宣传队演唱。后来我们整理他的快板，印了专辑，出版社和江苏文艺发表过他的一些作品，并作了专题介绍，还参加过省的文教群英会。
群众文化上的骨干，都是些无名英雄，是得不到社会上的理解的。我们应当理解他们、宣传他们、珍视他们、培养他们。邳县有一个陈秋珍老大娘，今年已八十三岁了，她五八年唱民歌参加过地区和省会演《学文化》、《小五更》，就是她传开的，现在还唱民歌，解放前后已唱40多年。八路文化站有一个从小患过“马蜂病”的残疾人刘振清，唱过莲花落，讨过饭与江湖上的乞丐为伍；文化站用了他，培养他搞曲艺小戏创作，现已连续七年有八个小戏在县里得奖。其他如业余功勋演员，寡妇胡月英；一辈子为农民画出力的张友荣、谢振锋等等，我可以一气说上几十个。他们是农民，吃自己的饭，穿自己衣，都一生为群众文化卖力。各县要都摆起来，何止百人千人。他们为的是什么呢？我们干部条件比他们优越多了，有时还闹地位，闹工资待遇，闹住房。艺术上讲形象，拿骨干们的形象和我们比一比，我觉得就能够想开了。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宝贵的骨干，才使我们的群众文化发展起来。兴旺起来，骨干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骨干们功勋应记在我们史料上，永垂不朽。
3、尊重民俗和艺术传统是发展文化艺术工作的前提。
文化馆、站在建国三十多年来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主要是宣传和艺术普及工作两项，对艺术的普及和发展又必须弄清两
条，那就是艺术活动的时机和艺术发展的条件规律。
艺术活动的时机，是早为大家所熟知的，比如春节前后是艺术活动的旺季，这一时期各种民间艺术活动都争相媲美，利用群众贴春联，年画的习惯，可以开展美术书法活动。邳县农民的壁画就是从农民春节在门口画春牛、犁耙而得到的启发。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去户县观摩学习，他们讲他们的农民画也是从炕头画受到启发的。利用群众春节玩会，闹元宵的习惯，可以开展民间歌舞，文艺演出和灯会的活动。春节前后的市场很活跃，各种年货杂耍，民间剪纸、刻纸，民间儿童的玩具都上市了。这更利于民间艺术的搜集和研究。文化馆、站的同志要做有心
人。只要抓住一点不放，深入探讨，就会出现艺术成果。
春节之后至农忙前的五月，各地都有传统的庙会。这也是搞民间艺术活动比较集中的时机。可以大量研究民间民俗。
“五一”、“五四”、“七一”、“八一”、“十一”、“元旦”以及“六一儿童节”、“教师节”、“八月十五”、“九九重阳”和解放后规定的活动节日亦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开展各种艺术活动。这样过去叫掌握四时八节，开展文艺活动。事实上何止四时八节，机会多得很，关键在于运用。山东潍坊利用清明节搞了“风筝节”招来了很多友人，两湖两广的端阳节闹龙舟成为全国瞩目的群众体育运动。延边地区利用尊敬老人的传统，每年的八五为“老人节”开展各项文体活动，深得朝族人民的拥护。再如新疆的“赛马”哈尔滨的“冰灯”节日活动真是丰富多彩，另外还有许多名人的纪念日，都是开展活动和研究文化艺术的好机会。每年中我们只要抓住其中的几个，认真办好则卓有成效了。问题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它，一是限于本身的条件放弃了机会来抓。二是抓了又未深入往往纠缠在事务的圈子里忙于应付。三是做了又不善于总结研究其规律指导今后的实践。
在各项艺术的发展上，则更是千差万别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各有其一套完整的体系，不需赘言，文化馆、站所要掌握的仅是其初级阶段的辅导，侧重点又在艺术的普及上。对各项艺术的普及，应当是有条件的。
(1)是群众的基础；
(2)是辅导人员条件；
(3)是领导上的支持和专业人员的帮助。
这期间辅导人员往往是很关键的，他们不仅要有艺术专长，还要忠诚于事业密切联系群众。馆里一向把这些同志称之为台柱子，很尊重他们，当然能出些尖端有影响的人物更好，他们能起很大的作用如：丰沛有赵本夫、刘本夫、则带动一批小说作者，新沂有王辽生、则带动诗歌创作。睢宁有李训哲等老师，就发展培养起了儿童画，邳县有颜廷芳，民间剪纸也就有了新的发展。这些事实说明了文化馆、站配备坚强有力的业务人员的重要。
但是文化馆、站毕竟是业务单位这是要靠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才有效。而且普及和提高是联系着的，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又要在提高中再普及，这又涉及到专家们的帮助问题。当前最有效的是市、省级艺术馆的专业人员，要和文化馆、站人员协力做好工作；艺术馆的专业人员对文化馆、站来说：既是老师又是朋友，下面的艺术成就也包含着艺术馆人员的心血，这是早被历史所证明了的。黑龙江和牡丹江艺术馆的同志说过：“我们都是穷哥儿们，有着同一的命运，要在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上携起手来，共同奋斗。”
4、树立对事业的忠心，是做好馆站工作的保证
任何事业的开展都需要人，文化干部最宝贵的是对事业的一片忠心。树立对事业的忠心，口头好说，做起来很不易，文化干部“官不入品，财不兴旺，艺不入三教九流。”“家不入正统，求名也不易”这是一个极平凡的岗位，没有决心和毅力，是巩固不下来的。黑龙江省群艺馆辅导部主任胡新化同志在“群众文化
干部队伍纵横谈”这篇文章中说的好：
1、重任在肩，是一支十分光荣的队伍；
2、干劲十足，是一支可敬可爱的队伍；
3、条件太苦，是一支令人同情的队伍；
4、待遇过低，是一支不易巩固的队伍；
5、量质都差，是一支亟待整顿的队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队伍却不断壮大、巩固作出了
惊人的成就。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他们
1、是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信仰；
2、是热爱群众文化工作，有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3、是真正懂得做人的价值。
人的条件不同，能力有大小，人的价值不能以地位高低，以职业贵贱，以金钱定大小，标志是看他对人民的贡献。任何事业，任何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如此。
解放战争年代大家曾读过，苏联作家奥斯特罗斯基的小说《保尔柯察金》，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大意是：“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人生只有一次，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能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碌碌无为而羞耻，你就可以庄严地告诉人们，我的青春已贡献给壮丽地人民解放事业了”。这段话就是作者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评价。
我国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生活在战争的年代，爬雪山、过草地，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
当代站在中越边陲的战士、抛弃妻子，餐风饮露，坚守岗位，不怕流血牺牲，他们为的是祖国的安全，人民的幸福。
王杰同志在邳县的张楼教民兵埋雷牺牲后，部队来调查，我是陪同的，当时为算失职事故还是算英雄行为，争论不休，最后以他为掩护12个阶级兄弟而牺牲，肯定了他的生命价值。
在我们小小的群众文化战线上，虽没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但是愿默默无闻而为事业献身的也不乏人在。随便说几个我熟悉的人物。如丰县已故的文化馆长孙甦同志。在旧社会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官。他不投靠他的哥哥却跟上了共产党，他的哥哥回家时气得几乎要枪毙了他。解放后他在五六年就整理了徐艳琴的演出本《胭脂》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胭脂中的杀人犯毛大是映射毛主席。(实际上胭脂来源于蒲松龄的聊斋，毛大是聊斋故事中原有的人物)把他斗成了神经病。拨乱反正后，他既做文化馆行政工作，又写了很多剧本，我与他和马家科同志合写的《华佗与曹操》一戏，他磨了一年多时间，戏还未得到上演，他就患癌症去世了。我当时在苏州疗养，他死时连看他一眼也未能够。象这样的同志，把一生都献给了文化事业，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佩和怀念？再如新沂县文化馆长王兴亚同志，五十年代就做文化馆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今年由于青光眼病，拿去了一只眼，现仍坚持着工作，这种精神，就很值得敬佩。我县已故的岔河文化站房洪美同志，原在小乡里当文书，共产党员，58年转入文化站，他在车夫山文化站时抓农民画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调到岔河文化站搞以工养文搞得很好，宣传队的艺术质量一直是全县的红旗。他不仅做好一个站的工作。还辅导了临近三个站的文化工作成为片长。82年忽患白血病逝世，临终前仍念叨着文化站的建设和发展，他为全县文化站长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正是由于很多忠心耿耿，优秀的文化干部，他们能正确地对待人生，我们的群众文化事业才得到顺利地发掘，我们应当承认并肯定这一条铁的事实。
三、对文化馆、站今后工作发展的意见
八十年代的文化馆、站工作，处于新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迅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党对农村的生产体制和工业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土地承包，农民富裕了；加上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等政策的实施，工业发展，市场繁荣这给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也带来了文化生活提高的要求。随着教育的普及，人民文化素养和欣赏水平的提高，不仅要求文艺活动的形式丰富多样，艺术质量也要求更高。不仅追求艺术的教育性、娱乐性；更追求其哲理性，这就迫使文化馆、站必须改革，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
文化馆站的改革，现正处于摸索探讨阶段，各地的条件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因而不能划一，不能统一规定，但有一条共通的东西，就是要先走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事业。
怎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文化呢？全国在理论探讨上众说不一，基本上认为：
1、要适应中国的国情
2、要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完成从小文化向大文化的转变
3、要坚持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完美结合。
这一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我只想从当前文化馆、站工作和发展上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我想谈三个问题即：
1、文化站的干部素质要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相适应。
2、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3、体制、设施要与当前的形势相适应。
现在分头作一些探讨。
(一)文化馆、站干部的素质要和人民日益增多的文化要求相适应。
文化干部是做文化工作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干部素质的提高。
五十年代，文化馆、站工作处于启蒙阶段，对文化干部的要求也低些，一般的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热爱文化工作、懂得些艺术常识、有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也就能凑手。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多是些”万金油“干部，看着像味药，实际上不能治大病。到了艺术的活动和发展阶段，已经落伍了。所以1957年6月江苏省文化局传达贯彻文化部召开的城市文化馆座谈会精神，当时的周扬和张致祥副部长就要求文化馆、站干部在业务上要专，要博。把提高群众文化干部素质的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后来有些人被淘汰了，有些人艰苦自学，由“万金油”成了“半瓶醋”。也有些成为专家的。
进入艺术的大发展阶段，特别是八十年代对文化馆、站的任务要求高了，就更感到不适应了。现在的文化馆要求成为当地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和辅导中心，艺术馆还加了个理论
研究中心，活动内容有五个方面：
1、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
2、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辅导。
3、组织活动和培训文化干部(骨干)。
4、编纂刊物，繁荣群众创作。
5、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
对文化干部的素质要求有三个方面：
1、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和思想道德的修养
2、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和一专多能的修养
3、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1981年中央文化部525号文件《文化馆工作试行条例》第八章第十九条中又规定，文化馆干部经过考核、评议、授予一下职称：特级群众文化艺术指导(相当于教授)高级群众文化艺术指导(相当于副教授)群众文化艺术指导(相当于讲师)；群众文化艺术助理指导(相当于助教)群众文化艺术辅导(相当于助教以下人员)
这样以来，上有明文规定，下有业务的需要催逼、素养不提高就更不行了。“万金油”“半瓶醋”都不适应当前时代的要求和发展。因而加强提高基层文化干部的自身业务建设和工作成效，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群文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提高干部业务素质的方法
1、脱产进修
2、函授学习
3、坚持业余自修
脱产进修，进专业学校，要靠行政上的安排支持。参加函授和业余自修，自身是可以办到的，特别是自学。全国已有不少文化馆、站干部做出了成绩。有的自修理论发表了不少论文，有的坚持文学、美术创作发表了不少作品，有的着重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作出了可喜的成就。只要根据本身的条件，发奋努力，我看是可以逐步达到适应的要求的。辛显令不也是文化馆的干部吗？他写的《喜盈门》不是也能和专家的作品媲美。不能成专家，成个作家也好，管他上面给评什么职称，我们要立足于自己的学习，努力于自己的贡献。
(二)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是事业发展的基础。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应当是条定律，我们在实践中也有不少历史的教训。如五八年大跃进中群众文化工作是空前的发展了，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国家的经济比例失调，三年困难时期来了，文化工作也下马了，不仅乡里搞的脱产文工团下了马，我们上层的省艺术馆也散了。因此事业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按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不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日子就好过多了，但是仍需要按经济发展的规律发展。
当前在文化工作的发展上出现了三种形式1、是国营的文化馆站。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家投资。
2、是集体经营的文化事业，主要是靠社办工业的集体经济。
3、私人办的文化事业。如一些文化专业户。全靠个体的经济力量。
由于社办工副业的发展，集体经济占优势，因而发展较快，很多的文化中心，都比文化馆、站设备的条件好很多，这是很可喜的现象。
国营的文化馆、站当前在发展上仍有困难，据说当前国家用在文化事业上的经费，每年人均只有7角8分，江苏省每年人均3角9分，我县的一年人均还不足一角。就是这样微少的经费，用在群众文化上的又是极少极少。这当然是不行的。这应当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希望上级领导能摆平文化和各种事业的关系位置，按国民经济的比例，进行调正，增加些经费，另一方面则靠单位同志的努力，从以文补文中增加些收入，作活动的补充，从当前的情况说也仅能是个补充，因为我们的条件差，又不会挣钱。
但在认识上，我们却要更新我们的观念，即是除事业观念之外，也需要有经济观念。最近中国文化报1986年12月3日报导了一个消息，标题是：“确立文化商品观念，发挥市场的机制作用。”报导中说：“在厦门召开的全国文化事业发展战略问题研讨会上，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商品关系问题大家最感兴趣，与会者一致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要更新观念。确立文化产品与商品观念，发挥文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是牵动全局的观念的更新。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是对我国长期存在的保守、封闭、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等陈腐观念的有力冲击，而且是文化事业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过去很保守，一向不承认文化产品也是商品，更反对文化产品的商品化。然而在事实上，文化产品既然进入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则已成为商品了。所以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商品已有了密切的关系，不研究也是不行的。看来搞文化的事业家，也应该是经济专家。文化馆站的干部的条件也应当加一条经营管理。
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要适应于经济基础，这是肯定的，但是如何补充经济，发展经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各地的情况不同，人的才智也不同，千差万别，这要靠各自努力。注意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可能的社会环境里，导演出有声有色的戏剧来。应当看到，文化事业单位逐渐走向企业化管理，这是历史发展的新趋势。
(三)体制、设施要与当前的形势相适应。
群众文化既然从小文化向大文化发展，必然会引起体制、设施上一系列的变化。
体制的变化主要是管理体制的变化。中共中央(1981)31号和(1983)34号文件中指出，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政府文化部门，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和民政、妇联、体育、卫生、广播、出版、教育、科协等各方面力量密切配合，分别对所属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和群众文化活动切实加强领导和管理。为了协调这些部门的工作，中央设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局，各市设城市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分市、县两级)委员会，由市(区、县)人民政府牵头，由一主管文教的副市县(区、县)长负责，其成员有政府、文化、教育、城建、园林、卫生等部门和体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组织的负责同志。每年开几次会，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不流于形式这样一来对“大文化”的活动管理是很有利的。
在设施上，更是急于要解决的文化馆站，当前是八十年代的工作，五十年代的装备，早就该“鸟枪换炮”啦。五十年代初期县一级馆首先具有三机(收音机、留声、幻灯三机)我记得当时县宣传部都没收音机，一个干事把馆的收音机倒腾坏了，除自身赔偿外，还受到全省通报批评。各站第一批配备的脚踏车，也是带自磨电的。铜山馆配备了吉普车，后来县里占用、省里下令收回了。当时我们虽然土，但觉得很神气、装备给人壮了胆。
现在事业发展了，文化部在81年文化馆条例中规定，馆要有录音机、电视机、电影机、幻灯机、照相机、录相机等现代化宣传工作具和必要的交通工具。并规定文化馆是独立的会计单位，要建立和健全预决算制度，文化馆的经费应当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由政府财政和文化部门予以保证。
群众文化设施，是开展文化艺术活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如没有小剧场、展览厅、音乐厅、图书室、电视室、运动场、乐器、服装、音响设备、录音、录相、摄影设备，就给开展活动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要馆、站成为当地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就成了一句空话。
解决的办法，还是得靠国家支持，社会帮助和本身的经济收入，这就得大家共同努力。光靠馆、站自身、是不能圆满解决的。我曾两次去苏南学习，一次去东北学习。他们先由国家支持，馆抓个拳头工业(小工厂)然后把活计分到文化站组织骨干完成，这样大家都有利，颇是一个好方法。是值得学习的。
总之要上靠领导，下靠咱们馆站穷兄弟哥儿们想办法。
拉拉杂杂地说了一遍，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开始就声明了，我只是谈个人的三十多年体会。其中有偏激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1986年12月19日下午讲
【邳县1992年撤县建市：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