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墩子文化与抗日先锋栗培元一一走读中运河邳州段之八 | 张可春

罗天光

位于苏北边陲的邳州市四户镇，北与鲁南兰陵县接壤，西与台儿庄相望，向东就是连云港方向，大运河、陶沟河、运女河从镇西流过。四户镇占尽风水人文，又因历史古老，文化悠久以及抗日先锋栗培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福地。
灿烂的大墩子文化
大墩子古遗址，连同离这不远的刘林遗址、梁王城遗址共同构成了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历史框架，把中华文明整整向前推至6000多年。大墩子遗址位于江苏和山东交界的江苏邳州一侧，坐落在漫坡状的土墩之上。1962年，南京博物院在邳海地区开展考古调查时发现，1963、1966和1976年，南京博物院先后三次发掘大墩子遗址，收获颇丰。大墩子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有三：一是发现了丰富的史前墓葬和居址资料，其中仅第一、二次就发现大汶口墓葬342座；二是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叠加的层次关系，把以刘林墓地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和以大汶口、花厅子墓地等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中期遗存的年代关系理顺并连接起来；三是发现了早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即今日之北辛文化），并揭露出两者之间的确凿层位关系，为探索大汶口文化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独 特 工 艺
大墩子遗址古文化堆积层达5米，分上中下三层。下层为青莲冈期。出土文物以夹沙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单色彩陶，全是手工制品，器型简单，钵为平底。还有石斧、石匕首、骨针、鱼形标、鹿角镰、石镐、骨镞等。出土大量牛、羊、猪、狗、鹿、雉的遗骸，狗的遗骸最多，并用整狗作殉葬品。这说明早期母系氏族时期，农业、渔猎生产已见端倪。另有两种艺术品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出土一只伏窝生蛋的陶鸡模型，鸡的形状与现代鸡形相差不远；二是出土三件陶房模型，陶房有圆有方，正面有门，两侧有窗，戗脊出檐，与山西赵村出土的半穴式凸字形房屋相比有明显进步，又别于东夷高脚楼不砌墙的风格。更奇特的是屋顶四面坡壁用浅线刻出狗的形体，这是黄帝族文化罕见的。
中层为刘林期。这一层葬墓中出土的陶器仍以夹沙红陶为主，其次为泥质黑陶和泥质红陶，有少量彩陶，陶器造型比下层的均匀，手工制坯后用慢轮修整。表现为向龙山文化发展的一个过渡，对研究苏北和鲁南古文化关系有重要作用。
上层为花厅期(新沂市花厅古文化遗址)。这一层彩陶居多，其中带角状把手三足小口罐，从中层过渡而来，与花厅出土的实足规相同。这层出土的彩陶可分两类：其一施白底绘红黑二彩，或施红底绘黑白二彩，皆三色组成，图案美观，器形和彩绘风格与中原庙底沟类型的仰韶彩陶极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另一类施红底，绘黑色直线和曲线，表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并有东夷族网纹图案，具有夷族文化风格烙印。





首 现 彩 陶
10件彩陶是大墩子遗址第一次发掘时最重要的收获，这也是江苏地区第一次发现新石器时代彩陶制品。这10件彩陶器，有8件出土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文化层内，两件出土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地层内。
大汶口文化早期地层内的8件彩陶器中，有两件陶钵、两件陶盆，无论在器物造型、着彩部位或彩绘风格上，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器极为相像，这个现象，说明二者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不过，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件绘八角星花纹图案的陶盆，其彩绘风格又是中原仰韶文化彩陶文物中所没有出现过的。早期地层的另外4种彩陶器，多是在红衣上加绘以线条纹为主的黑彩，其器形如罐形鼎、三足高柄杯等，都是大汶口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遗物，而与仰韶文化彩陶很少相同之处。
考古专家们分析，大墩子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地层内的彩陶器，有的具有强烈的仰韶文化特点，有的又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类彩陶遗存，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大汶口文化的彩绘技术，同时又在西方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具有仰韶风格的彩陶器。根据彩陶器以及其他一些器形的比较研究，考古专家判断，大汶口文化早期约略晚于中原的仰韶文化，而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北辛文化约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这些沉寂数千年的实物资料，见证了大墩子远古先民各时期社会性质和发展，同时也是研究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文化关系重要依据，是沿海地区和中原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例证。
男耕 女 织
古代生存于大墩子遗址上的人们，大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厚达5米以上的文化堆积层，必须经过长时期的定居才能形成。此外，遗址中还发现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工具，如大量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獐牙勾形器、石刀、古镰，碾磨谷物的石磨棒。猪、狗可能是当时豢养的家畜。此外，古鱼镖、镞、网坠等工具和鹿、獐、牛、鱼、龟、蚌等残骸的发现，说明当时渔猎生活仍占有一定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当时主要生产工具多发现于男性墓内，纺轮多发现于女性墓内，这说明在当时的生产活动上，男女已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在大墩子遗址大汶口文化早、中、晚的墓葬中，都存在着随葬品多寡不均的现象。多的达五、六十件，有的还用狗殉葬，少的只有一两件，有的甚至一无所有。这些都似乎表明了当时已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私有制。
大墩子文化遗址用丰富、详实、确凿的资料告诉我们6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劳作，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大汶口文化，高度发达的制陶工艺令今人叹为观止。一切遗迹表明，这里曾经是一片富足、安宁、祥和的生态福地，给后人留下了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宝贵精神财富。



抗日先锋栗培元在文化圣地觉醒
民族可以因为文化熏染而生机勃勃，人可以因为受文化陶冶而高尚勇敢。我们的先人们，一代又一代地高举大汶口文化的旗帜，风雨兼程地从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公元1910年4月的一天，在离大墩子几里之远的一个叫呦鹿山乡上河头村（现江苏邳州四户镇栗家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个叫栗培元的农民儿子在这里诞生。也许得益于大汶口文化的滋润，也许是先祖智慧的造化，栗培元从小就聪明好学，勇敢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如鱼得水，茁壮成长，不到18岁，栗培元就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28年，栗培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党小组长、支部书记，他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发展党组织，发动和组织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面临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长途奔袭，去延安找党，寻求前进的方向和力量。1938年春，按照徐州特委指示精神，他主持成立“邳县抗日青年救国团”，他任主任。在台儿庄战役和禹王山抗日阻击战中，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冒枪林弹雨支援前线，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先锋。
1938年6月之后，栗培元先后任陇海支队抗日救国团总指挥、第一届邳县民主政府县长、游击队总队长、鲁南公署专员、地委委员，鲁南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抗美援朝期间，栗培元任解放军军委运输部第一副参谋长，党委副书记并主持工作。1954年至1968年，他先后担任军委总参谋部军事交通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总参军交部副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重新恢复工作，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交通部顾问。2007年2月21日，因病治疗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栗培元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军事业英勇奋斗、功勋卓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交通事业忘我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的政治本色。



长途跋涉赴延安找党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毛泽东身居延安窑洞，运筹帷幄，决战千里，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战爆发，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山东和中原党组织根据这些指示，在各地先后积极建立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青年救国团”、“抗敌后援会”等抗日团体，在各阶层中间广泛进行救亡活动，为抗日武装斗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也直接影响到邳县这片土地。
“七七事变”、“上海失守”、“南京沦陷”的消息传到邳县后，邳县各阶级和阶层对抗日救亡持各种不同的态度和打算。他们在观望、彷徨，在民族危亡之时束手无策，在黑暗中盼望光明和方向。在这风雨飘摇、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从地下和牢狱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员栗培元、宋承尧、赵佑民等人，立志救国，抗日图存，挺身而出，毅然带领群众扛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他们日夜奔波在邳县南北数十个村庄，联络同志、好友、爱国青年、国民党左派、爱国志士等几十人，先后在邳城等地举行20多次座谈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商讨邳县民众抗日救国大计，取得了“只有抗战才能生存，只有全民动员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共识。他们利用《邳县周报》、《邳报》在各阶层广泛宣传抗日，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星星之火在邳县大地开始燃烧起来。邳城、官湖小学爱国师生联合组成抗日救国宣传队，深入街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募捐钢铁支援前线，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很快在邳县形成声势。
为了使邳县的抗日救国活动能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正确地进行，1937年10月，栗培元、宋承尧二人不辞劳苦远去延安找党，在西安学习游击战争理论。栗、宋去延安路经西安时，见到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宋绮云同志（邳县张圩村），宋绮云向栗、宋二人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并让他们阅读学习许多党的重要文件，其中特别是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后游击战争等文章。还学习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游击战争战略地位》、《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论抗日游击战争》等重要讲话和文章。栗培元、宋承尧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学习，找到了真理，看到了光明，树立了抗日救国必胜的信心。



让党旗在邳州大地飘扬
西安一个月，胜读十年书，延安去找党，西安受教育。他们满怀信心地回到徐州，见到了时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徐州文化总动员会委员郭子化。遵照郭子化的指示，他们立即回到邳县，组织群众，联络各阶层知名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广大群众一致拥护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愿为抗日救国出力。栗培元在《邳县人民八年抗战回顾》一文中说：“当时真是登高一呼，万众响应，抗日的烽火立即在陇海路南北、大运河两岸乃至全邳县熊熊燃烧起来。”人们抱着向往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心情，怀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踊跃投入抗日的洪流。邳县人民抗日救国斗争，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关怀和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为参加徐州会战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38年5月18日，徐州会战随着60万国军的安全转移，徐州沦陷，徐州地区的抗日形势异常严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8年7月，在“邳县抗日青年救国团”的基础上，在土山关帝庙成立了“邳县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先由七八十名战士组成，后来发展到200余人。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主任宣布，第一任队长由赵兴仁担任，武广春任副队长。邳县第一抗日武装的建立，标志着邳县人民进入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1938年12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在邳、睢、铜地区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简称陇支），并任命钟辉为“陇支”司令员。“陇支”的任务是：“出山东，入徐海，组织发展抗日游击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破坏日军打通徐州至连云港陇海铁路的企图，创建徐海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2月9日，钟辉、梁海波等一行21人，带着郭洪涛给栗培元的亲笔信，到达邳北铁佛寺，向栗培元等人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成立“陇支”的指示精神 。经过一定战斗锻炼的邳县义勇队主力，全部输送给“陇支”，组成新的主力部队。这是邳县义勇队的光荣，也是邳县人民的光荣。
1939年9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毛主席《关于八路军今后之发展方向是华中》的指示，决定成立八路军苏皖纵队南进支队（简称“南支”），任江华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开往苏北统一指挥那里的部队。这时，邳县的独立团编到“南支”去的人员，全部随“南支”离开邳北。邳县独立团所剩兵力，只剩下百余人了。这时，栗培元带领的抗日队伍进入了一个异常艰苦的阶段。
成立青年抗日救国团
1938年2月，徐州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成立。同时决定徐州所属各县都成立相应组织。栗培元受命徐州，办理在邳县建团的一切合法手续。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后，邳县青年救国团于3月中旬在邳城黉庙高级小学礼堂宣告成立。栗培元主持会议并向到会的各阶层爱国人士120多人报告建团方针和任务。会上，栗培元被选为主任委员，下设组织、宣传、总务等委员，由9人担任常务委员。青年救国团领导机构设在邳城北黄逸民家中。全县7个行政区均建立区团部，并设有专人负责。青救团有两大任务：第一，广泛开展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工作，团结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抵抗日军、救亡图存；第二，发展壮大青救团组织，建立区乡团部。
青救会各区团部建立后，工作十分活跃，深入做好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大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坚决做中华子孙，誓死不做亡国奴”的道理。广大群众受到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纷纷要求加入青救团。全县青救团员迅速发展到千余人，并有90多个乡、镇建立了青救团组织，全县青救团员以高昂的斗志积极参加救亡工作。
台儿庄大战立大功
台儿庄大战期间，国民党各级政权已陷入瘫痪状态。政令不通，对支援抗战更是束手无策。邳县青年救国团主动地承担起支援前线的任务。1938年3月23日，由白良玉、白景润负责，以一、五、六三个区青救团团员为骨干，组织起500副担架，冒着日军的炮火奔向台儿庄前线，日夜活动在硝烟弥漫的大运河两岸，奋力抢救伤员。青救团还在各交通要道口设立了“战地服务团”、“民众驻军联合办事处”，负责接待过往的中国军队，当向导，送茶水，传信件，递消息，提供临时休息场所，修桥铺路，维持交通秩序，保证军队武器弹药过河畅通无阻，邳县青救团的支前工作在八县中最为突出，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还受到孙连仲将军的称赞。
栗培元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儿庄大战期间，饱受战火之苦的邳北难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向运河南逃难，众多难民拥挤在一起吃住，遇到极端苦难。青年抗日救国团主动担当起了安置、救济难民的重担，动员群众组织上千辆小推车和数百头小毛驴，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的危险，趁夜幕掩护，过往运河，抢运地主、富农丢下的粮食10万余斤。一、二区运粮队长佟永春、杨学忠遭到敌机轰炸，衣服被炸烂，人被埋在土里，有的人被炸伤，有的献出宝贵生命。为了救济广大难民，连续抢运十几个夜晚，抢回大批粮食救济难民。栗培元、武广春在运河南岸猫儿窝召开发放救济粮大会，方圆几十里的难民派代表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栗培元怀着无比愤恨的心情在大会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然后向前来参加大会的群众发放救济粮。这一举动，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为青年抗日救国团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活动打下了基础。县团部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动员地主、富农捐献粮食、枪支、弹药等，为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著名诗人臧克家诗云：“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栗培元永远活在邳州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