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基金会执行董事 Zo? Kooyman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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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下自由软件基金会（FSF）。

早在 1985 年，自由软件基金会（FSF）就开始提倡源代码共享的理念，并从此打响了为计算机用户和开发者捍卫权利的斗争。FSF 认为，用“开放Open”和“封闭Closed”这两个词来划分软件，十分具有局限性；于是，在为程序分类时，转而使用了以下词语：尊重自由（这个“自由free”或这个“自由Libre”）或践踏自由（“非自由non-free”或“专有proprietary”）。不管用语如何，关键之处在于，计算机必须受用户控制，而不是任由开发了计算机软件的公司来摆布。正因如此，GNU 工程、Linux 内核、Freedesktop.org等众多自由软件项目，才会如此重要。

最近，FSF 新上任了一位执行董事，她叫 Zo? Kooyman。我初见 Zo? 时，是在 2019 年的一个 All Things Open大会上。当然，那个时候她还不是 FSF 的执行董事，不过已经在管理 FSF 不断增长的重大活动了 —— 包括LibrePlant。她之前递给我了一份自由软件作者的名单，名单长得一眼望不尽，而且那些软件都是我每天在用的。由此，我也很受她那充沛的精力和诚恳的态度所打动。我只是偶然参加了一次 FSF 的聚会，但最后却和那些人成了朋友。是他们让我的数字生活有了意义，是他们保障了我能够拥有 Zo? 和 FSF 所说的四项基本自由：

无论用户出于何种目的，用户必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运行该软件（自由之零）。用户可以自由地学习并修改该软件，使它按照你的意愿进行计算（自由之一）。作为前提，用户必须可以得到该软件的源代码。用户可以自由地分发该软件的副本，这样就可以帮助别人（自由之二）。用户可以自由地分发该软件修改后的副本（自由之三）。借此，用户可以把改进后的软件分享给整个社区，令他人也从中受益。作为前提，用户必须可以得到该软件的源代码。

听说了 Zo? 受任为执行董事后，我给她发了一封邮件，提出想和她进行一次采访。她十分热心，在百忙之中抽出了一点时间来和我畅谈。

Seth Kenlon：你当上 FSF 的执行董事了！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呢？

Zo? Kooyman：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我最开始是一位活动组织者。我环游世界，举办着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音乐节目。在不断变更的地点、各具特色的文化中工作，是十分有趣的，因为不管是演出、技艺还是别的现场元素，所有各异的制作元素都结合在一起了。让一切事物都在恰当时候安排到位，就像是耍杂技一样。很多时候，我都是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和工作。多亏了我的工作，我才能学到这么多的组织和交流的技巧。我也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有过研究和工作，了解它们的体验，以及它们与社会的关系。

大学时期，我第一次了解到了“左版copyleft”（LCTT 译注：与版权copyright相对。是一种分享软件的思想和方法；简而言之，其目的是保障一款软件对其每一位接收者来说都是自由的），它是关于我们如何才能使用现有的结构来造福自己，并推动变革的。也正是在那时，媒体（以及互联网和软件）的格局开始迅速变化，而这种变化却是以自由为代价的。搬到美国后，我的生活变了许多。在美国，我对社会责任问题有了更加强烈的紧迫感，因此我决定为此付诸行动。我很感激 John Sullivan（时任 FSF 执行董事），他根据我对自由软件的了解以及我在活动组织方面的经验聘任了我，由此我也得以把这两方面的能力结合到一起。

Seth：你是如何了解到自由软件的？

Zo?：我们常常会觉得，自由软件主要影响的是懂技术的人。但是，自由软件运动的目的是捍卫每一位计算机用户的自由。其实，软件自由影响着边缘化社区（LCTT 译注：因条件受限或受到排斥等，落后于主流社会的发展，而被置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的成员，他们很少有机会使用计算机。而软件也塑造了他们的生活。

GNU 工程和左版的概念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去真正观察社会发展的方向，然后说：“不一定非得那样才行，我们可以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早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开始有了一种想法，把现有的材料用起来，再把它重新引入不同的亚文化之中。在娱乐行业，这已是家常便饭。从他人的作品中得到灵感，并基于此创造新的作品，其结果就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致敬。没有这般自由，也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谈谈我对电影版权的看法吧。我曾经与荷兰电影研究所合作，做了一个由许多“孤立的电影片段”组合而成的混剪。然后，在一次有几千名年轻人参加的大型舞蹈活动中，那个混剪就在一个 170 米的全景屏幕上播放了，而且还有现场 DJ 在配合演奏。他们之后也经常在别的活动中播放它，比如说荷兰的 博物馆之夜Museumnacht。

我并不懂技术，于是我通过文化来表达了这些观点。但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自由软件的思想。我于是意识到，随着软件不断融入我们的生活（有时还是身体），为自由软件而战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在当今的世界，专有软件处于称霸地位，我们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以利益驱动、为少数人着想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是以多数人的自由为代价的。如果没有自由软件，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社会的许多重要事业，就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

Seth：你是什么时候加入 FSF 的？

Zo?：在 2019 年初，LibrePlanet 最后一期现场版的前一周（LCTT 译注：LibrePlant 之后因为疫情而改成了线上活动）。

Seth：是什么吸引了你去担任执行董事这一职位？

Zo?：FSF 只是一个致力于让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协作、更加理解软件的组织，但它长期以来一直是这场运动的核心。社会正在迅速变化，而许多人却还没准备好如何应对当今社会的数字产物，例如软件。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但是去做这项工作的人还是太少了。能有一个组织来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这是十分重要的。

执行董事这一职位，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辅助工作人员和社区的角色，好让他们为自由软件作出关键的改变。我相信，我们继续传播自由软件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有了 FSF 的团队协助，我也相信，我能利用好工作在不同文化和人群中的经验，以及组织高挑战性的全球项目的经验，来使我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我的这项决定，得到了来自工作人员、管理层和社区和董事会的支持，由此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Seth：你认为当今的软件自由，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FSF 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应该承担怎样的使命？

Zo?：随着软件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软件也更加无形了。如今，软件的存在是如此的广泛，我们却习惯性地忽视它。我们只关注着程序的功能，却无视了实现这种功能的手段，更别说它尊不尊重你作为一位用户的自由了。而与此同时，软件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的扩散。如果人们无法理解程序是如何构成的，而只是整天地用着这些程序，那我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他们正遭受着不公呢？

FSF 的职责就是，让每个人重新谈起用户自由，并提醒人们，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并没有那么好。因此，教育行业和政府的认可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让人们关注软件自由在这些领域的问题，那我们必将取得成效。通过教育，我们可以确保后代也有选择自由的权利；而政府采用自由软件，可以保护公民免遭专有软件的不正影响（维护数字主权）。

我们可以告诉人们，当今社会给我们灌输了错误的观点：你的自由受到侵犯是正常的，毕竟事情“太复杂，你理解不了”。如果你想要图个便利，想要相互联系，或者就是想要满足你的需求，那你就得相信这些组织，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这是不对的。我们整个社区都相信，我们能构建一个无需抛弃自由也能处在其中的社会。并且我们也有这样的法律框架来支持我们的观点。每天，不同背景、不同能力的人都加入我们的对话，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自己的自由，并且每个人都是出于真心的。我们每天都在学习如何去保护自己以及他人，并且我也希望，未来能够更加自由。

via: https://opensource.com/article/22/7/meet-fsf-executive-director-zoe-kooyman

作者：Seth Kenlon选题：lkxed译者：Peaksol校对：w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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