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扶着母亲散步，真幸福

美不胜收

活在阳光下

李修运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无灾无害？尤其是年已八旬的母亲。我懂事的母亲够小心翼翼的了。她常常笑谈生死，就是怕生病。兄弟们拖家带口，星散在各处谋生，只有我在她身边。她一辈子怕麻烦别人，饭吃半饱浅尝辄止，“觉着饭儿就行了”，荤腥更不敢沾，有时我夹一箸肉给她，她勉强吃下，翌日喉咙里就像那具年久失修的老纺车，“呼哧呼哧”响彻个不停。时令一点也不怜惜老年人，迫近寒冬，她就不可遏制地喘了起来。偷偷隐瞒几日，实在撑不下去了，她像小时候一样亲切地唤着五十多岁的他的儿子—我的乳名，“送我去住院吧？”

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满脸愧疚地消受着我的服侍，显得于心不忍。我甘心情愿侍候她，想想她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拉扯大我们，几多不易。她缩在病床上，明显比过去小了许多，那手臂上隐约可见的血管和不规则的五角硬币一样的老年斑，看得我心惊肉跳。

她笑着说：“要是能够一觉睡过去不再醒来，该多好啊；自己不受罪，儿女不受累。”临边病床的一个张姓老阿姨，一年几进几出医院，活的很通透了。她对我母亲说：“老姐姐此言差矣，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张阿姨絮絮叨叨讲起了一些见闻，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

“邻居杨老八是上吊死的”，张阿姨说，“其实杨老八没想明白，钱财再多扔了就省心了，何必寻短见？起因是杨老八摊上拆迁，老家伙连夜偷偷摸摸盖了许多房子，结果公家赔了一大呱子钱。素不登门的儿子和闺女这时上门了。分配不均，于是吵，接着大打出手。会打打十下，不会打打一下，儿子这个楞种猛然一耳刮将妹夫的门牙扇掉了三颗。妹妹报案，经法医鉴定为轻伤害，按规定够逮的了。儿子连忙磕头如捣蒜，千万不能进去啊。反复磋商，赔偿妹妹家各种费用加在一起二十万。大概算了一下，刚好是儿子该摊的那部分了。杨老八想想：儿女为了钱财转眼就成了仇人，我活着还有啥意思？于是，一根绳索悬在屋后的歪脖子柳树上。第二天被发现时，杨老八把舌头嚼得稀烂。

喝农药的样子就更不像话了，张阿姨又平静地讲了起来。不消张阿姨摆龙门阵，我也见过喝农药的惨状。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本家二嫂和丈夫白嘴，一气之下喝了农药。那是呋喃丹，剧毒。二嫂喝了半瓶，五内俱焚，翻滚着大喊“救命！”于是七八个人，一架平板车，将她拉到了乡卫生院。灌肠，灌了许多肥皂水，二嫂挣扎着说：够了！够了！真够了？二哥可不相信，又流着眼泪使劲灌下了整整一洗脸盆肥皂水。可怜，二嫂一命归西。

张阿姨口才不错，意犹未尽地讲述着。有个村干部，私自批准别人偷偷建房，多年来得了不少黑钱，这个村干部后来得了水鼓病。这里不是宣扬因果报应。真真切切，住在不远的张阿姨都看到了，村干部肚子大得像身怀六甲的妇人，疼起来只好撞墙。“咚咚咚”，四邻八舍听了，都绕道而行。

张阿姨说：我病了十五年了，可怜老头子起早摸黑在运河里逮鱼摸虾，挣的辛苦钱都被我送到了医院来了。一天，我偷偷拿刀在脖子上比划着，狠狠心，一刀下去，嗨哟妈呀疼死啦！我扔了刀子，想：还是活下去；假如我死了，老头子孤苦伶仃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呀。所以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决定活着。

这时，护士进来换药。她笑着清亮地说：“张阿姨快赶上说评书的刘兰芳啦。”张阿姨咳嗽着，叫声说，“不讲了！不讲了！”

母亲住了一礼拜的医院，哮喘得到了遏制，就出院了。太阳出来老高，我领着她在桃花岛公园散步。她走得慢，我就坐在前面的椅子上等着；她到跟前，歇了歇，我们继续往前走。转半圈，十八个长椅子，挨个儿坐过来，太阳就到了正晌午。甬道上走来一个轮椅，保姆推着一位偏瘫病人，我认识他。他叫窦某善，那年月当过民兵队长，虎虎生威，一次我偷生产队的豌豆，他狠狠地打了我一顿。窦队长坐在轮椅上，目光愣愣地直视前方。我拉低帽檐，轮椅“咕噜噜”走过去了。我暗示了一下母亲，她低声说：“看见了。当年你挨饿偷豌豆，人家秉公执法，有什么错。”我说：“只是说说，熟人呗，谁还记得鸡毛蒜皮！”母亲说：“忘了就好。”

严冬里，母亲和我都被阳光晒得暖烘烘的。母亲常说，没有比现今更好的社会了，吃穿不愁；闲着看看花草，看着儿孙后代一茬接着一茬往外冒，真好。

我领着八旬老母亲，走在洒满阳光的路上，真好。

免责声明：本号所发布的信息均出于公众传播，如其他媒体或个人从本号下载使用须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