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邳州】一生烟雨的父亲（作者：张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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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烟雨的父亲

作者：张相义

父亲半世漂泊，半世耕耘。从求学、抗日，到脱党归家，从身陷囹圄、颠沛流离，再到投身军旅，又一次辗转归故里……二十年岁月，他如枪林弹雨中走索之人步步精心。直到新中国诞生，父亲才终于将半生沧桑沉淀为一份宁静的执着——他毅然投身教育事业，将心血尽数倾注于三尺讲台，从拿起粉笔的那刻，直至退休，他的脚步踏遍了碾庄公社的每一所小学，黄滩、彭庄、碾庄、烈士庙前、大兴、倪庄、苗圃（大宋）等地，都是他教育生命中的驿站。


父亲教过一至六年级各个学段，多数时间担任五、六年级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他一生任劳任怨，无论领导安排什么年级、班级，都能出色完成任务。此外，他还常协助校领导处理教务，主动承担后勤工作，当时还负责公社（乡）政府政治运动的义务宣传事务，如写墙字、刷标语等，常常累得心力憔悴。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在农业领域，虽然宣称粮食丰收，但由于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浮夸风气，导致实际丰产却未能实现真正的丰收，反而造成粮食资源的极大浪费。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短缺，许多人面临饥饿威胁。


1959年，我的父亲曾因饥饿在讲堂中晕倒。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极低，饥饿如影随形。我记得在黄滩小学那段岁月里，父亲总是从自己本已少得可怜的口粮中省出一部分留给奶奶，而我们父女俩只能靠山芋、胡萝卜充饥，常常连这些都吃不饱。


夜晚，父亲在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常常熬到深夜。没过多久，他的腿开始浮肿，后来全身都肿了起来。尽管身体如此虚弱，他白天仍然坚持上课。晚上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浮肿病”——其实就是长期饥饿导致的严重营养不良。父亲常常因低血糖在教室里突然昏倒。教育局领导得知情况后，将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同样因饥饿患病的中小学教师统一安排到运河师范学校休养。在那里，每人每天限量供应点熟黄豆，以增加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父亲的浮肿病才逐渐得到控制。


1957年，全国掀起整风反右运动。教育系统的干部和教师被集中到运师大礼堂，传达学习中央关于“肃反”运动的文件，并进行自我检查和问题交代。那段日子里，父亲终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最终，组织对他的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然而这个看似普通的结论，却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几十年喘不过气——业务上得不到重用，政治上也难以被信任。


时任教育局长的丁如浩，曾是父亲在北山游击队时的部下。运动结束后，丁局长特意过来安慰父亲：“老张，别太担心，没多大问题。”听到这句话，父亲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那天晚饭时，他安心地吃下了两个馍馍。


到了1958年春节期间，在邳县县委和教育局的领导下，全县教育系统教职工再次于运师大礼堂开展整风运动，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检举揭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一些人趁机表现，把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以求晋升。父亲一向遵纪守法，真心爱党爱国，言行从无偏失，因此在这场整风反右运动中，终于平安度过。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使中国社会陷入严重动乱。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本意是为了防修反修，针对的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但在实际过程中，一些人却借机公报私仇，还有些抱有野心的人趁机扰乱局势，伺机往上爬。


“文革”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对教育文化的摧残尤为严重。造反派公然焚书，鼓吹“停课闹革命”，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我的父亲一生为人耿直，不擅逢迎，因此在文革中成为了某些人打击报复的目标。一些心存嫉妒的同事煽动学生对父亲进行批斗，给他扣帽、挂牌、游街，还将他关进“牛棚”进行监督劳动改造。那些曾因父亲严格管教而心怀不满的学生，也借机发泄私愤，对父亲进行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


在“牛棚”期间，父亲自己虽然身心受创，但依然不忘为同事排解忧烦。赵光宇老师是苏南人，祖父原是资本家，他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来支援苏北农村文化教育，学的是俄语专业，却因收听俄语广播被红卫兵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习班”期间，父亲看他心事重，怕他经不住打击，便常给赵老师讲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让他减轻心理负担，减少痛苦。赵老师退休前是南京市某中学校长，前几年回邳访友时，还专门问起父亲，谈起对父亲的美好印象。


文革期间，就连亲戚也有人趁机落井下石。我的一位表弟，少时受教于父亲，天资聪颖，文革时就读于某大学，思想激进。他在给家里的信中，竟揭发父亲教导学生“读书做官”的“罪行”。这封信被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妗子拿着请我母亲读给她听。妗子听罢又惊又怒，痛斥儿子恩将仇报，而母亲则含笑劝解，嫂子不必生气，孩子还年轻，不成熟。


父亲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着实给家人带来了很大影响。大弟相仁被团组织拒之门外，婚事受严重受影响，在农村劳动，小心翼翼地在农村劳动几十年。二妹秀珍无法正常上高中，以至于后来做民办教师时，村里的当权人物，还企图让她回村劳动，给她扣上劳动力外流大帽子。二弟相义连上初中的资格都没有，后来李佩托徐楼中学王玉琢校长之面，上得初中，到上高中时又被安排到祁庄上的“五.七农大”。女婿李佩也因父亲的问题在职务晋升时受牵连，他们污蔑父亲为“叛徒”“历史反革命”，责令李佩写检举父亲材料，并让其写检查。


公社造反派头目刘某，上初小时受教于父亲，他有领导能力，上进心也强，入学时曾做过班长，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后来参了军，入了党。退伍回乡后做生产大队青年团总支书记，他正是“根子红，苗儿正”大有政治前途之人。文革中是激进派，在派性夺权中持枪武斗，当年就是他带一帮造反派闯进我家，以“破四旧”之名抢走了很多东西：父亲收藏的书画，母亲所有的的银首饰连同首饰盒子，二弟捡拾的银元，家中入股供销社股票，而且拆走了所有家具上的铜钌铜饰，摘走二妹虎头帽上“长命富贵”四个银字，走前还砸坏了一套景德镇青花瓷器。最可恨的是那一帮毫无人性的暴徒！他们在奶奶床头的箱子里蛮横搜翻，竟把大姑娘耗了数月心血、一针一线绣成的两双蓝缎面精致绣花靴给翻了出来——那是专门给奶奶备下的送终之物啊！可他们哪管这是老人的心头念想，一把夺过就抄起剪刀，咔咔几剪子下去，就把绣得细密精巧的靴子撕得稀碎。奶奶看着自己盼了一辈子的送终靴成了破烂，心疼得整日茶饭不进，胸口的郁结散不去，没过几天就生生熬出了一场病。


那段岁月，许多人在浪潮中迷失自我，有的人为权为利，发疯一般；受害者有的自寻短见，但父亲不管身心受到多大伤害，始终以沉默的坚韧，守护着作为教育者的尊严与初心，坚信共产党的正确、光明。


1977到1978年间，父亲几次晕厥在课堂上。最严重的一次是1977年秋天，他在大宋学校课堂上晕厥，学生们赶紧报告校长，校长组织老师用绳床迅速将他抬到碾庄中心卫生院抢救。父亲脱离危险后，静养了一个星期就要求出院回校工作。当时碾庄教革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办理病休，他不同意，一直坚持到1979年，年满60周岁才按国家规定办理退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神州大地拨乱反正，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父亲背上那座名为“历史问题”的沉重大山，也终于被移走了。随着国家推行改革开放，经济逐渐复苏，父亲的工资也有所增长。他不再为全家的温饱日夜忧虑。粉笔染白了双鬓，照亮了黑夜，他以知识为火种，以讲台为战场，用岁月见证信仰。这三十年的教育长征，是他漂泊一生后最坚实的落脚，也是新中国万千基层教师的默默奉献的缩影。


退休后，父亲选择回到大雅庄生活。母亲和两个弟弟一直在农村居住，一家人终于团聚。尽管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条件仍不富裕，但父亲却丝毫不愿闲下来。他先后帮忙喂羊、养猪，还帮大弟经营小卖部。那被岁月压弯的脊梁，仿佛又在这些操劳中挺直了几分。


然而，历经风霜的身体早已埋下隐患。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游击队时，他腿部受过枪伤；曾有一次夜间集体在山上执行任务，天寒地冻，他昏倒在雪地里；五六十年代生活困难，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摧残折磨……这些苦难如同刻刀，一道道凿蚀了他的健康。心脑血管疾病终于找上门来。


有一次，他突然昏厥，摔伤了锁骨。治愈之后，因行动不便、无人常年陪伴，不得不终日卧床休养。曾经的奔波劳碌，骤然陷于一片寂静。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后来连续一个多月双腿抽筋疼痛，只能在床上辗转反侧。最终在1996年那个寒冷的冬天——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弟弟们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坟茔安在老家宿羊山。在那里，他与他的兄弟们长眠于这片父亲童年时的土地上——那片曾映照着蓝天白云、奔跑着成群牛羊的宿羊山。


父亲的一生，仿佛是中国普通百姓命运的缩影：年轻时为信念奔赴枪林弹雨，中年背负沉重的历史枷锁，晚年终于等来了光明，却已被岁月和苦难消磨了身心。他从未真正享受过多少清福，但却用坚韧和沉默，撑起了一个家，也映照出一代人的隐忍与坚强。


父亲生前常说：“生活就是斗争。”这简短五字，贯穿了他伤痕累累的一生，亦是一代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存、以坚韧诠释生命尊严的注脚。


他的“斗争”，始于青年时代理想主义的主动选择。出身优渥，本可安逸，却为家国大义，毅然投身枪林弹雨，以血肉之躯对抗外侮。被祖母诓骗回家受囚禁，又冒险出逃，其斗争是乱世中不愿做亡国奴的英勇抗争。


至中年，其“斗争”转化为在历史夹缝中求生存、护家庭的沉默坚守。从跳舰拒赴台湾，到回苏北投身教育，每一次抉择都是对根与信念的守护。在随后漫长的政治风暴里，斗争的形式变了，它不再是明刀明枪，而是背负沉重的枷锁，于无数次批判与磨难中，以惊人的隐忍守护着心底的良善与对家庭的职责。这是一种更残酷的斗争—— 反抗不公的命运，反抗 精神的摧折，反抗绝望 生活，只为活下去，守住这个家。


及至晚年平反，斗争仍未止息。它化为与伤病缠身的躯体、与被岁月消磨的疲惫心神的最终博弈。他一生未曾真正享受清福，并非败于斗争，而是他将所有的力量都用于了斗争——为国家，为家庭，为尽一名教师、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他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用沉默与坚韧，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


“生活就是斗争”，于他而言，非好战的宣言，而是对生命最深刻的理解：活着，便意味着在每一个历史巨浪拍打下，顽强地浮出水面，呼吸，前行。他这一生，未曾向苦难低头，其存在本身，就是“斗争”最悲壮、也最高贵的胜利。他代表的那一代人，其伟大并非来自辉煌的成就，而源自这种在漫长黑暗中未曾熄灭的内心之火，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与尊严。

2025年9月20日于杭州（文章内容来源于《回忆我的父亲母亲》——张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