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老家邳州往事（四）：消失的三哥，回不去的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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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犹如一条蜿蜒流淌的河水，悠长而深远，无声地漫过岁月的滩涂。


这些日子，因父母回老家，我心底关于故乡的沉积被重新搅动。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也曾回去过几次，可每一次，思念总在抵达的那一刻骤然崩塌——就像见到一位阔别多年的亲人。


遥远时，想起的都是温柔与美好；可一旦走近，映入眼帘的却是斑驳的墙角、不愿回忆的旧事，以及无法忽视的陋习。

我常暗自庆幸，自己走出了家乡，来到深圳。


我天生是个简单的人，若被故乡那层密不透风的“关系网”紧紧缠裹，恐怕会窒息。


那里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在小地方，没有后台、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


无论是办事、找工作，还是年节时的请客送礼，甚至五花八门的酒席筹办，背后都藏着算计与比较。


谁家礼金给得少、谁家场面不够大，一笔一笔，都在人心里暗自记账。我光听就头皮发麻。

更不用说那种赤裸裸的不公：八、九十年代的县城，凡事都得走关系。


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哪怕资质平平，也能被安排进好单位；而一个农村考出来的学霸，若无靠山，想找份体面工作比登天还难。
这一切，也让我不禁想起我舅家那位消失多年的三哥。
他是接替我舅舅的班才得以进入县城工作的。


记忆中的三哥话很少，性格内向，皮肤白皙、个子高高，长得极像我舅。


我和他接触并不多，但却能感受到他骨子里的清高与倔强。


他不是会阿谀奉承的人，也不擅长交际，一个没有背景、只靠顶职进入县城的年轻人，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1992年，我们家迁到深圳。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仿佛一片蓬勃的热土，吸引无数人南下寻梦。


但进入特区并不容易，需要通行证。得益于我家在深圳的关系，三哥很快办好了证件，决定也来闯一闯。

那是1993年的一个深夜，我们接到三哥从广州火车站打来的电话。


他语气急促，说感觉被人跟踪。我爸抢过电话告诉他：“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保命最要紧！”


话还没说完，电话就突然中断了。那一晚，全家守着电话等了一夜，再无音讯。

三哥那时三十多岁，一米八的个头，我们总以为“不至于”。


第二天清早，父母赶最早的车去广州火车站寻找，依旧没有任何线索。


事情就这样简单、粗暴，一个活生生的人仿佛被时代吞没，无声无息，失踪了三十多年。

我过去总听人说“世上没有感同身受”，直到自己也有了家庭、孩子，成为别人的父母和亲人。


才真正体会到舅舅一家的痛苦与三嫂的崩溃。


我痛恨那个混乱的年代，坏人横行、无所不在：坐车怕偷、出行怕骗，孩子一会儿没看住，就担心永远不见。除了明目张胆的抢劫，还有防不胜防的拐卖与黑工。

如今网络发达，处处有监控，人身安全确实有了更多保障。但邪恶也从不会真正退场，它们改头换面，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比如无孔不入的电信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