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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士李玉侠回忆录《履痕》之一:志在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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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平不如烟 发表于 2020-10-17 14:43: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往事平不如烟
2020-10-17 14:43:09 845 0 看全部


一九四四年,八年抗战已到了胜利关头。活跃在苏北邳睢铜地区的新四军第四师,在彭雪枫师长领导下,迅速扩大武装力量,消灭盘踞在根据地周围据点的敌人,健全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全体军民斗志昂扬,团结战斗,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那年,我十三岁。我自小调皮贪玩,学习不上心。为此父亲把我从杲堂小学送到古邳小学(后改为联中)作为公费生住校读高小。新四军四师九旅、三分区经常在古邳、五公头一带活动。古邳小学是直接在地方政府领导下的一所学校。师生中党员、进步人士不少,很多干部子弟也都在这里学习。和我相处较近的宋瑞莲(后来改名宋平)、魏东侠(敌战区的)、王素梅、王兆玉、王淑惠等都是地方干部保送来的,而吴镇是县委书记吴云培的儿子。我父亲则是三大队做后勤工作的,同时又是四县参议会的参议员,又是开明人士。我来到古小后,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很自然地受他们进步思想影响,倾向抗日,拥护共产党,热爱新四军。

四四年秋,一批新参军的师生,打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来到古小召开大会、宣传抗日、动员参军。几位老大姐(都是地下党)和我们几个人一合计,都愿意报名参军,我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我上台报名时正巧父亲闻讯赶到会场。看我已决心报名参了军,自己又是远近知名的进步人士,也毅然上台讲了话。他的讲话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不几天《团结报》在头版发了一条消息“李子庭先生送子参军”。后来听说当父亲拿着我在校的行李走到城湖时,禁不住老泪湿衣。年迈的祖母和母亲眼睛都哭红了,毕竟我还是个孩子啊!在自卫战争邳睢被敌人占领期间,因为是抗战家属,一家人都被敌人抓去关押了许多天,吃尽了苦头,这都是后话。

学生队先到古邳东周摊子住下,很快就换了服装。是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军帽上还有二枚扣子和国民党的帽花。左袖子上缝了白底蓝字的新四军臂章。褂子长过了膝盖,绑腿怎么也打不好,可我还是蹦蹦跳跳的非常高兴。总觉得当了正规的新四军无比自豪。随后是短期集训,有分区派来的干部上课、带操。无非是立正、稍息、向左右转、齐步走一二一之类。当时我不但年龄小,个头也小,虽然穿了军装,其实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行军、在驻地,总有群众围观,指指点点、耳语窃笑,我老愁自己啥时才能长大成人。队上干部老战士通叫我“小鬼”、“小李”,后来竟成了我的外号,不知道我的真名字了。直到晚年,老友首长见面仍然呼我为“小李”,当然这已饱含着战友的深厚情谊,好像我一辈子也没长大。

集训结束后,我和宋平大姐、仲维琴等都分到三分区政治部文工队,队里也就二、三十人,队长河南人叫胡方,指导员是邳睢人王现青。我的军旅生涯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彭雪枫师长是四三年秋在津浦路西的小朱庄战斗中不幸牺牲的,部队内部一直保密。到四五年初,分区才在古邳城湖里召开追悼大会。记得那天乌云遮日,寒风袭人。当我们随政治部机关列队进入会场时,会场已坐满了分区的部队。灵堂设在鲜土堆起来的舞台上。三面挂着深蓝色的布幕,舞台上正面写着《彭雪枫师长追悼大会》会标。舞台两边挂满了挽联。分区首长赵汇川、王学武等肃立祭坛两边。台下是各团官兵,我们队伍西面是排列整齐的骑兵大队,约有上百匹黑马,头上各挂了一块黑纱。这些马似乎也通人性,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不出一点声音,仿佛也沉浸在悲痛之中,深表对一贯重视骑兵建设并酷爱战马的彭将军无限的怀念。(时称四师三件宝:一是骑兵,二是《拂晓报》,三是拂晓剧团)场面十分感人。当师长宣布大会开始时,全体起立,脱帽致默哀,我才从对战马的注意中转过神来。哀乐响起,也就是两管竖萧,奏的是古曲《寄生草》。萧声悠怨凄婉,在空旷的城湖里低回飘荡。哀乐传向四周的村庄,传向整个邳睢铜灵大地,整个会场都失声痛哭,泪湿戎装。首长号召部队“要勇敢杀敌,为彭师长报仇!”。会场口号声震天动地,似烈焰冲天,怒涛拍岸。那真是把悲痛变为杀敌的决心。这次追悼会使我终身难忘。在以后的日子里,邳睢一带村庄都自发地流行开自编的哭彭师长的民歌小调-------《哭五更》,讲述彭师长生前的杀敌故事和出自内心的哀婉悲情,真是唱出了军民间的血肉相连、鱼水情深。我军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八百万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打出崭新的新中国,主要是“得民心”。这个道理也只有亲自历经那段岁月的老战士才能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一九四五年六月间,在叶场战斗之后,分区集中三个团的主力攻打睢宁县城。其中三十四团在叶道友团长的率领下主攻睢宁南门,守敌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枪声杀声震天,经三昼夜的激战,南门拿下。守敌退守城内,战斗转入巷战,那就是一个院一条巷的短兵争夺,敌我有时只在一墙之隔。我们文工队在吴瑾玉队长的带领下,配合突击队在前线,对敌人进行攻心宣传。记得是在一块长二丈、宽一丈的白布上,画上一名持枪冲锋,怒目大喊的新四军战士,下方画一名举枪投降哭丧着脸的伪军,下面写上“缴枪不杀”四个大字。这幅宣传画绑在一个竹竿架子上,面对敌人竖起来。另有几名大个子队员手拿话筒对敌人喊话,宣传我军优待俘虏政策,鼓动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军投降。

在战斗的间隙,我们一伙人正围在一起吃饭,突然从上空飞来一颗炮弹,正巧在人堆里爆炸,当场就有三名队员牺牲,还有几个人负了轻伤,吴瑾玉队长腿上也受了伤,鲜血直流。战斗结束后,我同几位大同志在城北找块地草草掩埋了三位战友的尸体。当时宋大姐和我几个人都哭得泣不成声(这三位同志都是才参军的睢宁人,记得一位姓朱,一位姓王,年龄在20岁左右)。睢宁攻坚战共激战三昼夜。生俘伪县长夏硕武、伪团长王学阶等二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我立刻随民夫抬着吴队长到高楼分区医院养伤。临时医院医疗器材简陋,条件极差,除了红汞,碘酒、绷带之外,几乎就没有其它药物。大约半个月,吴队长伤口痊愈,我便同他一块回队,准备西征了。

深秋时节,秋雨连绵,霜染荒原。我们部队突然接到师部命令,立刻攻打灵璧西面的池村。部队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一天夜间飞兵西南将池村守敌团团围住。在机枪的掩护下,突击班先从东城墙外,架云梯爬城墙猛攻,守敌火力很强,只见我们的战士们,有的才上三四个阶梯便负伤掉下来;有的眼看要爬到城垛了又中弹摔下来……但战士们仍一个接着一个向梯顶攀登,真是“越是艰险越向前”,谁也阻挡不住他们杀敌的决心。后终因敌人火力过猛伤亡太多,指导员这才下令停止攻击。间息不久,黎明前,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们出屋一看,只见北门外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杀声震天,大伙高兴地喊“北门打开了!”我军用炸药包炸开一段城墙,突击队随即冲进北门,二梯队紧紧跟上,占领北门一带,城内守敌大乱。首长估计敌人可能从西门突围逃往南宿县,便命令我军把西门让开。时至下午,守敌果然像潮水一样从西门往外拥。西门外是四五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开阔地,秋雨刚过,满湖泥水,敌人在泥泞中困难地跋涉着。此时,埋伏在四周树林里的我骑兵大队从三面杀出。战马奔腾,马刀闪闪,几百匹战马在敌群中来回冲杀,刀光剑影,杀声连天,逃窜守敌惊慌失措、一片混乱。战斗不到一小时,死伤敌人无数,剩下的都喊爹叫娘举手投降。战斗结束后,我随大同志去打扫战场。那场景真是触目惊心,鲜血处处,敌人死尸横七竖八,什么姿势都有,少数未死者大声哀嚎。因为骑兵追到敌人死活就是一刀,所以少胳膊断腿的很多,敌人的枪支也丢的到处都是。我们把死的就地掩埋,把活的抬到城中救治。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随后,我们进城住了两三天。只见满城没有一个老百姓(大约早已外逃),很多商店住家户门破窗烂,一片狼籍。我和孙梯岭、李传儒几个小鬼到处乱窜,拾了不少商人用的空帐本子、铅笔、钢笔等留着学文化用。还到顽军官胡泽朴住处抓了不少鸽子拿到住地点火烧吃,也算改善了一下伙食。这次战斗捉获的俘虏中,有一个北方口音的人叫高潮,是个会唱京剧花旦的青年,一身女人味,说话做事总是羞羞答答的。还有一个姓孙的琴师,拉得一手好京胡,还随身携带了一把京胡,此人魁梧高大、沉着老练。这两个人经政治部同意就留在我们文工队,后来成了我们文工队的骨干。如果他们二人还健在,也应早已离休了。池村战斗后,队里发给我一把小手枪(后来换成二镗驳壳枪、我一直背到全国解放前夕)。这时,我才真正成为一名新四军小战士。

大约在旧历年后,一天夜间,突然接到命令,说是有新任务,紧急集合行动(那时都是白天休息夜间行动,有时一夜要换好几个地方,所以都是不取开背包和衣而卧,随时行动已习以为常了)。集合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就是随队伍向南急行军,跑出十多里地,不时从前面传来口令“向后传不准大声讲话,不准有火光”,向后传“拔掉枪锥”(就是堵枪口的布),向后传“轻点脚步,跟上,跟上、不准掉队……”。气氛紧张,大家都屏住气息,一个紧跟一个,高一脚低一脚在豆地高粱地里快步悄悄前进。忽又传来口令“蹲下,隐蔽”。只见前方一溜黑乎乎的高岗,在西北方有一道亮光划破夜空,渐听到有小火车轰隆隆声响,这声音由小到大,由远及近。“乒乒……”放了十几声冷枪。我们十分紧张,夜静时的枪声最叫人心惊,又怕暴露,不敢动。后来知道是敌人从徐州开出的一辆巡道车,车上伪军放的几声壮胆枪。不见动静,这辆巡道车便轰隆隆向南开走了。当列车过后,部队立即跑步前进,翻过路边壕沟,跨过铁路,有的女同志精神高度紧张腿抽筋了,都是大同志架着通过铁路的,一气跑有三四十里路离铁路老远了,部队才停下来休息。这时队长才向我们说明这次过津浦路的任务,是军部命令我们到津浦路西去,在皖东北一带开辟第八军分区,分区已改编为十二旅,旅长张太生、参谋长周士中、主任还是王学武同志。刚才我们过路地点是在曹村和夹沟之间。因为有内线,所以才未发生战斗,咱们才能顺利通过敌占区。当时还出了一个笑话:直属队炊事班的老孙头,行动前听说要过铁路,就嘀咕说:“早听人说铁路,到底铁路是个啥样?从未见过,今晚过路说啥我也得好好看看。” 谁知过路时天黑如漆,不见五指,又是紧急过封锁线,什么也看不到,跑到路基上人家才告诉他脚下就是铁路。他又看不见,只有随即弯腰伸手向下摸,正巧摸到前面战士丢掉的背包上(背包上又蒙了一块雨布),待部队休息时,他慢慢抽完一袋烟,悠悠地笑着说:“过去听说铁路,我当铁路是铁打的呢,今天才明白,原来铁路是橡皮做的。”一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到路西后,部队在睢溪口以西,永城、锅阳、蒙城一带农村活动,且在睢溪口住了很长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旅开了十分热闹的庆祝大会,我第一次化装上台表演小歌舞,没有仗打了,我们旅的任务主要是开辟新区,建立抗日政权。有一次,开会传达,说是毛主席要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部队战士想不通闹情绪,纷纷说:与蒋介石有什么可谈的,主席只身去重庆太危险,怕敌人暗害主席。有的说蒋介石要真的害毛主席,咱们就一直打到重庆去和国民党拼命。总之,都对主席去重庆的事深表担心。经旅首长宣传教育,部队情绪才平静下来。这段时间环境相对安静,说是开辟八分区,实际上政权并未建立起来。皖东北永城、锅阳、蒙城一带农村十分贫困,很多村庄都是破烂不堪的草屋,很少见到有门有院的像样人家。当地群众如此困难,部队的生活也就十分艰苦。吃的是高粱煎饼,玉米锅贴,土语叫“喝饼子”,就的是咸菜或盐水拌的辣椒面。这还是司务长到各村挨家挨户齐来的,伙房一般不动锅。洗衣服用的是锅灰淋的灰水(灰水有碱性),先把衣服泡上,揉几下然后到河里摆摆就行了。这期间洗衣、补衣都是宋大姐照顾我,真比姐妹还亲。

部队休息时,我们文工队就进行业务学习。这时人员也补充不少。有从奋斗剧团来的,如沈素斋、王干等;有从长淮调来的,如池兰、岑雅琴等。政治课多是旅政治部阿乐副主任作报告。乐主任是从大后方来的文化人,有学问,知道的也多。他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旁征博引,联系当前斗争,引人入胜。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生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要多多创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因为艺术同时也是属于民族的。”等等理论。他给我们介绍许多音乐家聂耳、冼星海、任光、张暑、田汉;作家鲁迅、矛盾等,批判小资产阶级无病呻吟的不健康艺术倾向,强调艺术来源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吴队长给我们讲表演术、化装、服装、布景等艺术知识。王指导员则教我们唱许多革命歌曲,如《新四军军歌》、《黄水谣》、《延安颂》等。特别是《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旋律雄壮有力。那时流行的许多歌曲都表达了人民的心声,紧跟时代潮流的节拍,像战鼓、像号角,鼓舞着无数赤胆忠心的战士奔向战场……几十年后,唱起这些老歌来,仍是那样的令人振奋,洗礼着人们的人格心灵。在经过紧张的排练之后,我们在旅部召开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上,正式对部队演出一台节目。记得有话剧《鬼子投降了》、《兄妹开荒》,大合唱《挑花篮》等。演出服大都是向群众借的,日本服是缴获敌人的,化装简单到只有两道工序:擦点粉、抹点口红。没有伴奏,没有布景,演出条件如此简陋,但感情真实,表演朴素,却能唤起战士们的共鸣,赢得了阵阵掌声。演出结束,王主任、乐主任都来文工队慰问,表扬我们演得不错。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演出,我自觉长大了许多,再不是个贪玩的孩子,而是背负着民族危难祖国命运的军人了。所学的这些文化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岁月中经过不断地深化、不断地充实、不断地拓展,不但奠定了我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的理论基础,而且陶冶了心灵,升华了人格及情操,使我逐渐树立了为国家为人民而生存而斗争的革命人生观。在十二旅时,王学武主任、阿乐主任、吴瑾瑜队长,宋平大姐、仲维琴大哥等这些老首长、老同志都使我终生难忘。

四六年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也就全面开始了。我们迅速投入紧张备战严阵以待。为减轻战斗部队负担,把老弱病残都集中到留守处,我和宋平大姐、宋功理等都在减员之列。留守处由一名姓张的教导员带队提前后撤山东。七八月间,部队大调动,我们就是向北走,过了陇海路走到浑城、费县一带。当时村村黑灯瞎火,找一个带路的都不易。战争岁月,敌我活动频繁,土匪经常出没,军中惶恐不安,村野毫无生机。一天夜里行军,正巧碰上南下的吴芝圃主任,他知道我们是十二旅留后的,还给我们作了简短的讲话,吴主任矮胖个子,帽檐几乎遮住了眼睛,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手势有力。他说全面内战开始了,我们全军在党的领导下投入自卫战争,鼓励我们树立必胜的信心,英勇战斗,命令我们经新四军部,转入华东,到七分区去,还高呼着“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我们走了半个月,好不容易到了淮海沭阳,找到了七分区部队。不久到纵队部见到了王学武主任,他说路西原十二旅的战斗部队奉命插向西南归张国华领导,其余部队与七分区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二纵队。张震司令员、康志强政委、韦国清、饶子建、周士中等原十一旅、十二旅的首长都在这里。在此换上了一身黄军装,左臂上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不叫新四军、八路军,统一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学武主任让我先到二纵队教导团去学习。在山东南部某地我找到了教导团,一打听教导团长就是一八五团的参谋长牛子明将军。见了面十分亲热,他向我问了路西八分区的情况。教导团有几个队,我到了文化队,队长姓黄是位长征老干部,指导员是位女同志叫陈枫,教员有李金庠、丁国岑、赵一鹤等。又碰到同时参军的老乡许守本(后改许辛)、薛家宽等。七战七捷后部队北撤,走走停停,边行军边学习,大概不到半年,学期结束。后来我被分到二纵队文工团(就是后来的二十一军文工团)。从此转战江苏山东,或北撤南下,或行军打仗,大反攻渡长江,全国解放,抗美援朝,战火硝烟,风雪饥寒……前前后后,我在这个部队战斗了整整十三年,直到一九五八年在朝鲜离开部队为止。有打油诗四句作为此文结束。

少小离家把军参,军装过膝枪过肩。

烈火始把丹心炼,立志报国在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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