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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年，又听到了老师的声音
作者：马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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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吃饭，手机响了，是个外地的陌生号码，我随口问到“哪位？”“你是马淑宝吗？”电话那头传来亲切爽朗的普通话，作了肯定的回答后，电话那头欢快地说：“我是朱冠军哪！”我一怔：“您是朱老师？”“是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是老师的声音！我感到眼睛有些湿润，一口气聊了近一个小时，泪不知什么时候已流了下来。
上了些岁数，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掉，老爱回忆从前的一些人和事，不知不觉中，就回忆起我的母校来了。随手写了一篇《回忆我的母校——江苏省运河中学》发在网上，文中记述了当年班主任宋晞老师一些可敬的片段。谁知，此篇拙文被宋老师的女儿看到了，转给了母亲朱冠军老师，朱老师托朋拜友，几经波折，找到了我的联系电话，并迫不及待地打了过来，让我在毕业四十六年后，再次听到了老师的声音。
当年在运中读书的时候，朱老师教初中班，宋老师带高中班，我班大部分同学在读初中的时候是朱老师的学生，读高中的时候又是宋老师的学生。所以，朱老师既是我们的老师，也可以称师母。
挂掉电话，心里一直感觉欠缺些什么，特别是师母在电话中说，老师已与2016年清明节前辞世了，我既悲痛，又难以相信。定格在四十六年前的那个气宇轩昂，声如洪钟的老师，怎么会悄无声息地离我们而去呢？思绪翻转，难以安眠，心里一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该去看看老师了！
经小范围相约，重阳节刚过，我就与王亚东和刘忠启三个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六岁“老头学生”，迫不及待地驾车驶上访师路。
一路上，金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秋染的山林美不胜收。晶莹的蓝天，淡淡的白云，还有不时传来的鸟语……若在平时，金秋十月，天高气爽，驾车兜风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但在今天，再好的风景已无法吸引我，脑海里闪映着的都是宋老师四十六年前的音容笑貌。
老师身材魁梧高大，走路昂首挺胸，讲课声音洪亮，慈眉善目，终日笑容可掬。他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特别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总是给以更多的关爱。记得我们读高中时，国家还给每个学生每月发放几块钱的助学金，和补助差额粮票，我们十多个农村来的学生，补助标准一直都是最高的。
老师当年的住房与我们住校生的宿舍相距很近，是一条脊的瓦房，他每天买菜，挑水，上下课，都从我们宿舍门前路过，常主动问我们吃了没有？我们也常到他家蹭个煤球炉用用，倒点开水，或蹭点吃的。老师结婚晚，家里人口较多，生活负担相对偏重，家里三个小姐弟，那时都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家中还有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奶奶，一天到晚坐在凳子上，都能叫出我们的名字，见到我们去了，会满脸笑成菊花，张开没牙的嘴打招呼：“某某某，你来啦”。一切都让我们感到很亲切。
记得临近毕业时到老师家的那次，老师居然给我泡了一杯茶。那时，我们苏北农村可能是穷的缘故，没有喝茶的习惯，若是有人让你到他家喝茶，端给你的就是白开水。我此前从没喝过茶，接过茶杯，觉得有些局促和不安，少待茶水冷却，三两口喝光，抓紧把杯子底的茶叶倒在垃圾桶里。老师仍是不动声色地与我聊着，若是现在，我肯定会笑话这个喝茶的人，后来常想到这件小事，明白了老师在这些细微的小事上，唯恐伤了一个青少年的自尊心。
此次去南京访师，被一些同学们知道了，问候老师怀念老师的微信不断。其中一位女同学写到：“我永远忘不了，高中毕业时，学校扣着我的毕业证，是宋老师跟学校交涉要来的。老师安息！学生永远怀念您。”文后还有三个双手合十的表情。原来，这位女同学的父亲是邳县当时最大的走资派，批斗挨整是免不了的，子女也难逃株连。当时这个走资派的父亲已调离邳县，学校革委会唯恐子女随调影响下放指标，就扣了她的毕业证。“走资派关女儿什么事？下放哪里与毕业证有什么关系？”老师据理力争，多次交涉，才把毕业证给她要回来。
老师不仅爱学生帮学生，有时还会“护犊子”。
记得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学校召开春季运动会，我们班是服务班，负责分组点名，成绩统计和送开水等服务。参加完学校调度会后，回到宿舍，我与王亚东、宋守刚、刘忠启四人，把《安排手册》往床上一扔，买了五分钱的站台票，爬上南下的火车扬长而去。
原来，我们在运动会召开之前，就开始秘密商定“行动计划”：一旦毕业，都要上山下乡或回乡，我们来自农村，深知农村劳动的艰辛和管理的严苛，社员有事赶集上店都要经请假批准，毕业回乡，就相当于鸟入樊笼，于是计划趁学校开运动会的时机，爬火车去看看外边的大城市到底什么样？
开始， 一路顺风，巧妙的躲过了验票，顺利到达南京站。终于看到了真的南京长江大桥，第一次见到了轿车，和从轿车上下来黑皮肤的“国际友人”。我们像出笼的小鸟，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没过几天，“弹尽粮绝”，钱已花光，没法，我们只有摸黑从站外往上海方向步行，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看到了铁路，又顺着铁路返回南京站里。为不被发现，我们趴在站房对过铁道边的地沟里，夜里，频繁过往的列车震耳欲聋，初春的寒风把我们冻得瑟瑟发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看到有开往徐州方向的客车停了下来，我们一跃而起，从车厢下爬过，再爬上站台，窜进车厢，找个座位装作睡着，没多会儿都真的睡着了。
几经周折，蓬头污面的我们终于回到了学校，在回来的路上，就开始犯难，怎么见老师？学校会怎么处理我们？
因王亚东是校学生会和团委干部，学校早已掌握了这件事，且校领导已责令他在校团委做了检查，“等候处理”。
不几天的晚自习课堂上，老师把我们喊了出去，先是让我们说说怎么回事。我们从头到尾汇报了想法和经过，同时心里不停地打鼓，不知老师将要怎样发火和“整”我们，将要宣布什么样的处理意见？待我们讲完，老师沉默了好长时间不讲话，也不知他在想什么。突然来一句“你们——该给我说一声啊！”从来没听过老师这么低沉讲话，反而让我们感到实在对不起老师，羞愧得无地自容，站在原地不能动弹。然后老师不停地摆手，示意我们回到课堂上去。此后“等候处理”也没有了下文，也不知老师为此做了怎样的工作和担责。
后来回想起来，一句“你们该给我说一声”，既是责怪我们少不更事的莽撞，破坏校规的肆意，又包涵着多少担心、理解和同情。我走向了社会后，这句“该说一声”时刻提醒着我，做事不能太随意，无论对单位领导还是同事，家人还是朋友，凡是该说一声的事，坚持“说一声”，如此，路确实走得顺畅了许多。
下午三点，我们到了江宁百家湖畔，师母师妹早已在小区门口等候。见到八十三岁的师母，身体硬朗，说话响亮，思维敏捷，记忆清晰，好多同学的名字她都能脱口叫出。见到我们，她乐得就像个孩子，一直笑着说着，说着笑着，把我们推到沙发上，她倒好长时间都是站着说，还是我们硬把她让到沙发上坐下。从见面到饭后的六个多小时里，她都是不停地说着笑着乐着。
师母聊的话题里，总离不开宋老师，有些是我们此前不知道的。“别看你们的老师对你们总是和蔼温柔的，但对一些歪门旁道还是“很倔”的”，师母说道。文革时期，有个小“领导”，拉帮结派，做事出格，老师不愿入流，并诚恳地对其提了些意见。在那个特殊时期，非友即敌啊，不容你不选边站队。后来这个小“领导”进一步高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把老师夫妇俩调往远离县城的北部乡下中学。我听后十分不解，人心为何如此冰冷呢？即使调动，也要有个合理的安排啊？家中不仅有个行动不便的老奶奶，还有三个年幼的小姐弟，怎么下得了手啊？
然而，老师没有屈服，仍然昂首挺胸，毅然决然地扶老携幼赴任乡村中学，孩子也随着父母，从县城里最好的师范附小，搬到了以水泥块当课桌，塑料布作窗户的村级小学。巨大的落差在三姐弟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理解的阴影。
还好，后来姐弟三人中，两个弟弟子承父业，拿起教鞭教书育人，其中一个还是在国外读博，回国在一所大学任教授，姐姐在省电视台做采编。虽然落后的教学条件，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三姐弟的学习带来很大影响，但后来都学有所成。应该承认，教学条件对一个青少年的成才影响是巨大的，但是，父母的正确人生观念和良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孩子成长的“长效肥”，才能源源不断给孩子提供成长的养分，直至终生。
老师对我们是护着，帮着，爱着，有事他替学生扛着，但对自己的事，却表现出淡漠名利，与世无争的风度。他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按政策理应享受离休待遇，但有人说他解放前的工作单位是在“教会学校”，不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老师表现出无所谓，不争，很多人都为他抱亏。
师母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但当年老父亲是个开明士绅，看到外族入侵，他支持成年子女弃笔从戎，扛枪御敌，并把全部田产捐给新四军民主政府，自己外出教学维持家计，现在宝应城里的朱家巷，还被当地政府修缮保护为景点。幼年的师母随家人四处漂泊求学，解放后，才逐步有了稳定的学习环境，大学毕业后自愿申请来到当时最落后的苏北教书育人。与宋老师成家后，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拿得起教鞭。既要照顾行动不便的婆婆，又要抚养三个幼小的孩子，与老师一起，夫唱妇随，携手撑起了这个不算轻松的家。
退休后，夫妇二人到南京与女儿生活在一起。晚年的老夫老妻，形影不离，相互搀扶，游遍六朝古都，写出数百首白话打油诗。老师就读于旧式学堂，古文功底很好，但从不炫用古辟生涩文字，反而用打油诗的方式，写出了晚年的乐观豁达，给人以“大道至简”和“西芹百合”般的清爽感受。例如，有一天夫妻俩到玄武湖游玩，路过一景观维修点，老师一脚踏空，摔倒在沟塘里，师母将其拉起，已是满身污泥杂草，像个落汤鸡。老师不仅没有气恼，反而哈哈大笑，诗兴大发，夫妻俩一说一接大声吟起打油诗来：
老夫聊发少年狂，
欲渡玄武摔泥塘。
浑身浮萍和杂草，
笑煞湖中打渔郎。
引来人群的一片笑声。
师母说，相比于在省城工作的同学，我们的条件虽然没有他们优越，现在退休工资也比他们少了近一半，但我仍感到很满足。因为我处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学生，不仅是现在，即使在那动乱的年代，他们都很尊重我，说完很满意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我们驾车去江北祭扫老师。在驶往龙王山公墓的路上，我在想：教师是一项专门传承人类文明的职业，既平凡又不平凡。若能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把爱也一同融进学生的心里，那么他也将长留学生心中，他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
来到老师的墓地前，摆上糕点水果，师母一张一张地焚烧着书法稿纸和信笺，口中喃喃自语：“老宋啊，您的学生来看您了，我在信里都写了，请您保佑您的学生们全家平安。我书法写的不好，我还在不停地练。今天送给您，是向您汇报，请您指教”。停顿了一会，师母又说：“您能出来跟我们说说话吗？您真能出来，我绝不会感到害怕的。”
听着师母的念叨，看到墓碑上老师的讳名，还有“焚纸化金”飘起的片片似蝶的纸灰和缕缕轻烟，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老师，您把爱都给了我们，但在那个批判“师道尊严”的年代，我们没有放开喊一句“老师好！”，没有规规矩矩的向您鞠上一躬，我们欠您一个大礼！我们欠那个时代受到不公正待遇，且冠以“臭老九”之名的老师们一个大礼！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我们该给您，给和您一样的老师们行一个跪拜大礼！
我们一起跪在老师墓前，献上家乡带来的朵朵菊花，浇洒着杯杯甘醇的清酒，伴着我们莹莹的热泪，祈祷老师在天堂不再孤冷。
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虽死犹生！
长跪在墓前的石板上，我们三个“老头学生”久久不愿起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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