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怀念范季同校长 | 邱鸣皋

晚景入寒窗

烙 印——怀念范季同校长作者：邱鸣皋

当年,我在运师读书三年,有许多可敬的师长和难忘的生活可写，而我却把范校长作为首选,这是因为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诲与影响太深刻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从教育心理学的观点上看,“第一印象”是极为重要的。范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1957 年夏天他在运师礼堂的一次讲话。那时我报考运师,考试之前学校把考生集中在礼堂,听范校长讲话。时值淫雨成灾,连日的滂沱大雨,使盛夏变成了清秋。范校长身材魁梧,穿着银灰中山装,黑色高筒雨靴;花白的头发(后来才知道他当时52岁)梳得一丝不乱,慈眉善目,却又让人感到他内在的威严。他的讲话主要是介绍运师的历史和办学宗旨,对考生多有循循慰勉鼓励之意。讲话时间大约半小时,他手无片纸,却妙语连珠,铿锵成趣。从他的讲话中我似乎看到了他献身教育事业的胸襟情怀,很受感动,不觉如同醍醐灌顶,一种终身服其教的感觉在心头油然升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范校长,第一次聆听他的教诲,他的形象、神采,乃至讲话的语调和手势,就从此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至今历时 40 余年,还是那么清晰、完整。

我有幸被运师录取了。开学报到后,我正抱着一摞课本、作业本沿着林荫小道往宿舍里走,巧得很,范校长正从对面走来。我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让路,他却停住了脚步。就在我正为不知如何说话而紧张得手足无措的刹那间,他却以询问的口气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立即答应“是”,同时深深地鞠了一躬,竟忘了说一句“校长好”,而范校长却微笑着点点头,从我面前轻轻地走了过去。这是人运师之后,我第一次与范校长见面如此的简单的对话,但却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思考:范校长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是看了我的照片吗?可是,我交出的照片都是初中毕业时照的,那是在麦收之后,家里还能吃上饭,所以留在那照片上的我,还有点人样儿;为了筹措上运师的费用,我不得不到丰县城里去打工,扛过粮食局的大包,抬过电厂的大筐,二十天折腾下来,人已脱了一层皮,哪里还有毕业拍照时的样子?那么,范校长到底是凭什么在我人学的第二天就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呢?这个疑团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当了班主任,后来又当了系主任,才有所悟解,才知道一个痴情教育的老校长对学生付出了怎样的心血!

范校长与我谈话时间最长的,是他教育我如何正确对待入党问题。记得那是 1959 年秋季开学后不久,我正在抄写黑板报,范校长走过来微笑着说:“到我办公室来,问你一件事。”我立即放下粉笔,拍着手上的粉笔灰,走进了校长室。范校长指着盆架上的面盆说:“洗洗吧。”我作为一个学生,进校长室已是惴惴不安,又怎敢使用校长的面盆?但范校长执意要我洗手,我只好湿了一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擦干,当我刚要端盆倒水时,范校长挡住了我:“坐下吧,我有话说。”范校长说话一向直截了当,这次谈话也是开门见山:“你至今没有写过人党申请书,是什么原因?”我没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而且提得这么直接,我没有回避的余地,也只有一口说出原因:“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我也不具备写申请的条件。”范校长马上追问:“是什么历史问题?”“我说不清楚,是别人告诉我的。”“你为什么不向你父亲问清楚?”“我父亲很严厉,我在他面前一句话也不敢多说。”范校长哈哈大笑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站起身来,踱了两步,又回到座位上,然后郑重地说:“可以告诉你,你父亲不算什么历史问题,他是在丰县组织武装抗日的。这事你应该了解清楚。”范校长由此谈到应当如何正确对待人党问题。其要点一是不要背家庭包袱,人党是自己的事,条件要自己去创造,家庭不管有什么问题,都不应当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否人党的先决条件,关键是自己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二是讲解人党的目的和党员的条件标准,并据此指出我的优点和缺点,鼓励我要勇敢地写人党申请书,争取人党,又特别强调了有志青年应当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这次谈话大约用了一节课的时间,一直谈到开晚饭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顾不得去吃饭,跑到教室里从作业本上撕下几张纸,把范校长的谈话内容新一一追记下来。这几页纸我一直保存着,直到1982年7月,徐州大水淹没了我的书桌,来不及抢救,随着诗书笔记无可奈何地付诸东流了,我为此难过了好几天!范校长这次对我的教诲看来是有所准备,而且是因材施教的,我估计事先他可能查过我的档案，甚或已做过调查,不然他何以知道我的家庭问题呢?三十年之后,我读丰县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在黄体润日记中涉及家父的，确实是关于“组织抗日义勇军”的事。至于范校长所说的如何对待家庭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人党问题,在当时我都是懵懵懂懂的,经过范校长的点化,才茅塞顿开,觉得自己思想上忽然上了一个大台阶,由此开始走向了新的人生之路。不久我写了人党申请书,而人党介绍人正是范校长,另一位是当时的团委书记白同老师。

范校长对我进行的又一次不亚于“洗礼”的教诲,是1960 年我运师毕业的时候。记得有一天,在办公室前的草坪上见到范校长,他问我毕业后想分到哪里去,我说:“回家,我们村上有所小学。”他笑了,又问我一句:“如果不能回家呢?”我说:“服从分配。”正当要宣布分配名单的时候,范校长找我谈话,告诉我学校已经决定保送我到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面对这突然的变化,我头蒙了,连连说:“不行,不行!”我的理由很简单: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再也没有力量供我上学了,我必须立即参加工作。范校长很不同意我的“理由”,这次讲的全是“大道理”,从国家的需要讲到个人前途,教育我不要辜负了党的期望,要继续读书深造,发奋成才。他还谈了自己奋斗的历史经历:“我也是师范毕业的,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后来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了大学,没有那次深造,我也当不了这个校长。”接着,他话题一转:“不过那是在解放前,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党的需要,党的需要高于一切。”谈话间范校长在我的一个小本子上,做了这样的题词:“钢是从烘炉里炼出来的,祖国是最优质的烘炉。生在毛泽东时代的幸运儿,要认真学习,积极工作,热情劳动,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树雄心,立大志,永远做党的最忠实的儿子。”落款是:“季同,60年7月20日。”题词的原件,在运师60周年校庆征集文献资料时,我于1988年2月22 日寄回运师。记得这次谈话的最后,范校长又说:“家庭困难靠公社,个人困难靠自己,你可以继续给报社写稿子挣稿费,也可以继续勤工俭学,况且师范学院学生吃饭也是国家包下来的嘛!"他又特别郑重地说:“你有困难,只要你同意,我一定会给你资助的!”我被范校长的真诚彻底感动了,捧着他的题词,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由于家庭贫穷,上学不容易,是硬撑着磕磕绊绊地走过来的,到了运师才算真正地上学。在我的师长中,先后有两位主动提出要给我以资助的,一位是我在丰县中学时的班主任蒋显模老师,他是丰中很有名气的数学教师。我初中毕业时,他劝我考高中不要考中师,他说上高中可以考更好的大学,而考了中师就不能再考大学了。我当时报考师范的唯一原因就是家里太穷。蒋老师说:“只要你考高中,费用由我承担。”我当然不能给老师增加困难,何况他也有子女正在读书呢!另一位就是范校长,而范校长的子女当时也正在读书,我怎能再给他增加经济负担呢?不过,在我进入徐州师院之后,范校长每次来徐州开会,见面问寒问暖之外,总是不容推辞地给我留下点钱,少则五元,多则十元。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生活都很艰苦,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拾元。范校长给的钱我不敢妄作他用,都买了书。

往事并非完全如烟。有些曾深深感动过自己的人和事,在心灵深处打下的烙印,是永远不会像青烟那样飘逝的,而且随着岁月的延宕，这烙印越来越深刻,越来越鲜明,栩栩然,跃跃然,历历在目,如同昨天刚刚经历过似的。我心中的范校长,就是这样。
【文章摘选自《邳州，第二故乡》（教育卷），政协邳州市委员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

作者简介邱鸣皋(1938年--2021年7月30日)，江苏丰县人。1960年毕业于江苏省运河师范学校，1964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现为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副院长、院长。著有《陆游评传》、《舒岳祥年谱》、《张炎评传》等著作。

乡村 | 文化   邳州图话   文学 | 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