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晚景入寒窗

我的父亲

作者：孙兰茂

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了父亲。因梦中没来得及和他说话，醒来以后，我便痴痴地回忆起了曾经岁月里的父亲。父亲出生于一九二二年，病逝于二零零四年，享年八十二岁。小时候，他在本村读了六年的私塾。或许因祖父不识字的缘故，他对读书的事，总持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忽而认为读书好，忽而又认为读书浪费钱财，且耽误时间而影响过日子。于是，父亲在放学或假日期间，多数情况下是不可以看书或写作业的。一旦被发现，祖父就会生气地说：“一天到晚在学堂里念书就够了，放学后也不想着帮助家里做点事，难不成急着要考状元啦？”祖父一发火，甚至投来一个不高兴的眼神，父亲都会赶忙把纸笔放进书包，然后急匆匆地在家里找活干。实在想读书了，为了躲避祖父，父亲就躲到牲口棚，或院子一角看家护院用的土炮楼里边读。为教育我好好读书，父亲常对我讲，他小时候最盼望的是过年，因为过年期间是不用干活的。再说，过年期间，家里的大人们都出去“听书”、看“相会”或走亲戚，他一人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家里读几天书。

家里的活计实在忙不过来，父亲只上了六年的学就辍学回家了。私塾先生说：“年龄小，学习成绩好，又喜欢上学，不多读点书太可惜了。”八九岁时，父亲得了脾块肿大的病，俗称“脾块”，虽然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治好了病，可干活或走起路来，还会觉得浑身的酸楚和疼痛。从学校辍学时，父亲才十一岁。一个十一岁的人，扛着十斤重的锄头，跟在大人后面去田野里耪地，步子稍有跟不上，祖父就厉声地吼：“你个生瘟腿，在后面磨蹭什么的？就不能走快点吗？”祖父这么一吼，父亲便咬着牙往前赶，过一段时间以后，距离再次被拉开了，父亲便再一次地往前跑……用除草剂除草是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以前，农民三天两头都要用锄头在田野里除草。烈日下，尽管父亲的劳动量是祖父的四分之三，可每一锄头下去，他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在耪地过程，手掌磨出泡，鞋子里浸满汗水，脊背晒得褪皮，进而变得黝黑发亮，此等都是小事。唯独不小心伤害了庄稼，是祖父所不能容忍的。堂叔家的二爷爷去世了，农村人下葬讲风水。堂叔带着地理先生在他家所有的田块里转了一遍，都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堂婶急的一边哭一边说：“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连死了都没地方埋。”父亲看不下去了，就对堂叔说：“我家地多，或许能有好的地方可以用。”上世纪六十年代挨饿那几年，堂叔赶着牲口耕地，从地里能捡拾一些胡萝卜、山芋充饥，一家人哪儿都没去就撑了过来。而我们家实在没了办法，不得不把哥哥一人留在家里，我和弟弟及母亲皆随父亲逃荒到了黑龙江省的安达市。

上高中实行推荐制的时候，我和堂弟是同班同学，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得多，可升学的时候，偏偏推荐的是他，而不是我。田地边子不让人，特别是风水的事更不能让人。挨饿的时候，家里过的不如堂叔家，父亲似乎没往“田地”这方面想。可到了我没能上高中，且我长得又不及堂弟那样人高马大，父亲真的有些怨恨自己了。都说好人有好报，这到底是怎么了？我没看见父亲流泪，我只看见他坐在月光下的院子里，唉声叹气地彻夜难眠。这辈子，我仅看见父亲流了两次眼泪。一次是哥哥二十一岁那年，因为一个人在老家没找到对象，父亲给他写好信念给我和母亲听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他是真的想哥哥了，他是多么希望哥哥成家以后来黑龙江团圆啊！父亲第二次流泪，是在三叔因肺结核去世的时候。三叔比我父亲小十几岁，父亲想用自己的生命代替，又代替不了，他是心疼的才流下了泪。解放初期，父亲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乡里的供销社、粮管所及政府机关的领导，都到家里聘请他前去工作，可他偏偏认为，在生产队里和社员们一起种地，过自由自在的农耕生活好。尽管人们费尽心思地劝说，他怎么都不肯答应。最后，实在没了办法，才答应去村里做了会计的工作，因为做会计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在村里做总账会计，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还要顾及其他繁杂的事务。因父亲性格率直，渐渐地，他与领导或同事之间相处的就不是那么随和。比方说，庄稼收割之前，大队要组织人员对农作物进行估产，以便做出交公粮的上报计划。为了政绩不落人后，村里和生产队的领导，都想把产量估计的高一点，可父亲的意见就与他们相左。他背后对领导说：“把粮食产量估那么高，以后除了交公粮，余下的粮食不够吃的怎么办？”大队书记说：“各大队都这么报，咱报少了，是要挨批评的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会，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生产队的队长，有事或者没事，每天晚上都要集中在一起，要么开会，要么学习文件或闲聊。于是父亲就建议说：“有事了，坐在一起开个会正常，可没什么可商量的事，也要集中在一起，一熬大半夜的，这样就没必要了吧。”书记是个好脾气，他对父亲的话，像是没听见似的，不说对，也不说错。大队经常要招待上级检查工作，或来村里办事的人。每每遇到这种场合，父亲要么推脱家里有事，要么就谎说身体不适而不能奉陪。因为三天两头都有招待，有时还有领导成员的聚餐，不能总是撒谎。情急之下，父亲便干脆不辞而别。久而久之，一起共事的同事和领导，对父亲的做法多少都有些成见，甚至上级的领导对父亲也有看法。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了脱离会计工作，早日回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工作期间，父亲刻意从业务技巧及工作能力方面，培养他的助手。终于在两年多的时间以后，父亲拒绝领导的挽留，把在村里担任的工作，都交给了他的助手。我刚参加工作时，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工作就是为国家出力、为人民办事的，廉洁奉公是应有的本分。沉迷于吃吃喝喝，挖空心思地贪占公家的便宜，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父亲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难怪父亲一辈子刚正不阿，两袖清风！在庄户人中，父亲是“老把式”，几乎所有技术含量高的农活，他都干的既快又好。播种，他摇耩子；打场，他扬场、垛垛子；耪地、割庄稼，他“带趟子（领头）”；喂牲口，他把牛驴喂的膘肥体壮；搞副业，他带头为集体开办了获利不菲的榨油坊……冬季扒河或扒汪泥时，父亲常跳进冰冷的水里“挑垄沟”；在生产队的造纸坊，他一天到晚地站在潮湿的“旱池子（大水池旁边的小土坑）”里抄纸。时间长了，他就得了关节炎，以致才六十岁出头的人，走起路来都要拄着拐杖，让人看了着实心疼。年景出现饥荒，会有小偷出现。那是解放前的日子，父亲在自家田里就抓到了一个偷玉米的人。小偷是一个背着粪箕子的年轻男子，父亲根本没有惩罚他的意思，可他却一个劲儿地求饶。父亲只是说了声：“把玉米穗子倒出来，你走吧。”那小偷顺从地倒出了玉米后就溜走了。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父亲却懊悔了一辈子。以致后来，无意中发现了邻居家的一妇人偷自留地里的玉米，父亲竟毫不犹豫地躲了起来，直到妇人背走了满满一粪箕子的玉米棒子，他才从躲藏的地方走出。父亲说：“人都是穷极了才偷东西的，给小偷小摸的人放一条生路，权当打发要饭的，也不是什么坏事。”是可忍，孰不可忍？父亲应算得上有肚量的人。农村大集体时，各家除了生产队分配的自留地以外，对各户家前园后面积不大的边角废地，仍归属于各户种植，或栽树，或种植蔬菜一类。在“割资本主义尾巴”那阵子，有人认为村民占用的边角地属于应割掉的尾巴。于是，在生产队急于建造仓库的情况下，队长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组织了几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用独轮车在我家那块南北两面临水的废地上取土。鉴于当时处于动辄“上纲上线”而挨整、挨批的政治敏感时期，父亲心里疼痛，表面上也只能表现得云淡风轻。经过前后两次的挖掘，那块原有面积为两分的废地，因取土，西半面变成了连接南北汪塘子的大“水沟”、实际剩余面积仅有原来的一半。农村实行大包干经营，土地分田到户时，我家的那块废地被收回，并按折实为一分地的面积，重新分配给我家，此种分配方式合乎情理。可父亲得知后，找到队长说：“那块地原来面积是二分，尽管少了一半，还给我算二分好了。”此外，在实行宅田合一、丈量我家宅基地时，按照以前的算法，包括宅基地南边口的路道算在一起，面积是四分，除去路道的话，面积就不足四分了。当把这种情况通融给父亲时，父亲却坚持说：“账面登记要包含路道在内，仍然要按四分算。”尽管丈量人员反复解释，怎么也没能改变父亲的想法。父亲私下里对我说：“像那块零头地，如果给咱按照一分地面积算的话，时间久了，地块西边的那条水沟，很可能就会被不存好心的人无辜地占用，并给咱制造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另外，宅基地也是一样的道理，路道与宅基地面积算在一起，谁都别想打咱的主意。过日子要从长计议，要图个安稳，至于少得了一点半星的地块，都是小事。”恢复高考时，我和弟弟都是将近二十岁的小伙子。父亲硬是逼着我们放下锄头，备战高考。有时他和母亲一同下地干活，就把我和弟弟锁在家里复习功课。复习的事被邻居知道后，有人就质问父亲说：“让两个儿子什么活都不干，一心一意考大学，你以为考大学那么容易啊？要是考不上的话，看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面对别人的质疑，父亲只是笑了笑说：“不碍的，车到山前自有路，日子过到哪里儿哪儿。”性格使然，父亲一辈子做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克己利他的事。致使很多人对他的做法难以理解，认为他古董、迂腐、糊涂。命运使然，父亲一辈子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不顺。他经历了因兵荒马乱，而房屋被烧、被“马子（强盗）”抢劫或经常“跑反”的年代；经历了自然灾害导致的饥饿、逃荒的年代。可是，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一家人能够吃饱饭，我和弟弟通过高考有了稳定的工作，且都能开开心心过日子的时候，父亲却遗憾地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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