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乡贤顾视哲先生二三事（作者顾钦雍）

諾篱hy · 发表于 2020-9-7 17:21:38

　　

二伯父顾视哲先生离开我们已三十七年了，他既是我的长辈又是我的老师，况且他与先父顾视杰是知己兄弟，在二伯父解甲归田的日子里，终日为伴，患难与共，友爱甚笃。诸事他俩都共同商量。家父比他小七岁，体力好，地方情况熟，不少事都是我父亲出面奔走，二伯父对他也十分信赖。直至家父辞世前夜，弟兄俩还促膝谈心到深夜。第二天一早，恶耗传来，他呜咽不止，含泪一气为父亲撰写五副挽联寄托哀思。我家兄弟五人以我最小，时刻不离父亲身旁，他老弟兄俩谈话经常我在一傍，所以情况我最清楚。直到今天他俩的音容笑貌还不时浮现在我的面前。早就想将二伯父的事迹整理出来，以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忠厚传家。但近年来，不少亲友先后署名报导他的事迹，我就不想重述了，只就人未曾提及的二、三事追述于后，以彰高风亮节。

　　一、在解甲归田的日子里

　　“为官几任月同孤，凃炭生灵意不舒。心寄桃园归故里，一箱行李一箱书。”这是我在青年时代为二伯父写的一首绝句，曾发表在海内外数家报刊上。记得在1947年，当国民党发动派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时，其军队一色美式装备，荷枪实弹在前，而尾随在后的则是还乡团饿虎捕食一样疯狂进行反攻倒算，草菅人命。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万籁俱寂，忽然有人扣门，啊！是为官在外几十年的二伯父回来了！父亲喜出望外，就床头弟兄俩一直谈到三星偏西。

　　“这次探家什么时回去？”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为什么？”

　　“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透了，大厦将倾，我看难以维持多久了！”

　　“来家总得找点事做做，在家老呆着也不是办法。”

　　“教书，寄希望于下一代。”

　　在国民党还是兵力占优、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疯狂进犯解放区时，二伯父就断言国民党政权“不会维持多久”，真的是远见卓识。

　　二伯父久离家乡，谁也想不到从炮车站下车后会途经自家家门而不入，迳直奔百米之外的我家会见我父亲。因为从炮车一下车他就听说地方恶势力在家扣押并严刑拷打我十余名地方干部及家属、并在湖野已挖好土坑准备将他们活埋，其中就有他近房的侄儿顾乐雍（他曾在1946年第一次解放时任村民兵队长）。他急于找家父了解个究竟并商量解救办法。老弟兄俩简单商议后，二伯父就迳奔关押我地方干部的拘所。那些平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恶霸及其打手，一听是二伯父的声音，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一个个翻墙头逃走了！二伯父找到为首的一顿训斥并晓以利害，当晚我十几位地方干部即获救，与家人团聚。自此以后，我村一直很平静，未伤害一人。

　　为什么地方恶势力这么怕二伯父呢，因为他们知道二伯父在地方声望极高，在国民政府也曾身居高位，他一生嫉恶如仇，只许与人为善，不许作恶行凶。在德高望重的长者面前，他们做贼心虚，知道自己的恶行必将受到严惩，因而不能不有所收敛。

　　不久，二伯父解甲归田的消息传到了国民党县政府，伪县长卢勤经十分高兴，亲率十余名随从前呼后拥并备贵重礼品前来看望，邀请二伯父当“高级参议”，企图挟二伯父的威望以自重。如此往返三次均被一一婉言拒绝。另，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过远征军的其本家侄儿、国民党汽车团团长顾启公也曾多次邀他“出山”，亦被他断然谢绝。一天，他与我父亲老弟兄俩重游徐州云龙山，二伯父看到乾隆皇帝题的碑文，回味再三地说：“杰弟，乾隆这么显赫，也都看破红尘，咱还是在家忙时种地，闲时教学为好。”

　　二伯父不光想种田，而且会种田，连牲口的习性他都懂，有一天，他让家父为他推荐一名大领（即领头僱工），父亲将全村有名的种田能手排了一遍，最后决定请薛凤玲。二伯父考薛凤玲的方式很别致，让他打号子，薛凤玲在客屋里哪能打得出来，二伯父说，打不好号子牲口就干不好活，号子就是牲口的音乐，薛凤玲二话不说，从门后拿走了鞭子在大门外的大场上连炸两响鞭，接着就高亢宏亮地打起了号子，二伯父一听满意地笑了，从此，薛凤玲就成了他家的好把式，前不久，薛凤玲还健在，一提起这件事还笑哩。

　　二、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在二伯父的心目中，时时刻刻装的是整个乡村父老。

1947年春，家乡在横遭还乡团的人祸后，又遭遇天灾。老百姓一个个家贫如洗，十室九空。许多人贫病交加，濒临死亡的边缘。二伯父看在眼里，心急如焚。虽然他在外为官多年，但不贪不占，两袖清风。那时他极少向家里寄钱，反倒不时让家父借钱寄给他。面对这场灾难他苦苦思索之余，找到我父亲，当时我二哥、三哥、四哥也在座，他们想来想去没有好办法，最后决定先急后缓，救命要紧，二伯父先卖掉自己家的三头牛和一部分好地，父亲也将教书大半辈子积攒的200块银元凑在一起向乡亲发放。但就这样，还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二伯父又电告南京、武汉、重庆的故旧募捐了万余银元，才使广大乡亲平安度地过这场灾难。这一义举，受到父老乡亲们的交口称赞，至今还广为流传。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我在新沂县委宣传部工作，爱人赵桂荣在邳县张楼医院任会计兼司药。有一天我自新沂回家，她向我讲述了一件十分动人的趣闻：清明节的前一天，已年逾古稀的二伯父徒步从十余里外的运河匆匆赶到张楼寻找一位薛姓青年，累得张口气喘，原来他得知这位青年去运河中学找他，不巧未见着，又听人讲那青年去张楼了，二伯走坐不安，生怕那位青年遇到什么急难，又怕他挨饿（那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于是顾不得自己年迈力衰赶来张楼寻找这位薛姓青年。这虽是件小事，但也足见他急人之急，在关键时刻想到的总是他人，而不是自己。

　　有一天，我与薛凤莲、薛凤敏二位长者聊天，他们二位说起二伯父平时都不太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每当二伯父在路上遇到对面来人，他总是恭敬地向路边跨半步先让他人过去而后自己再走，后来我留意观察，果然如此，他不光给长辈或平辈让路，连晚辈乃至陌生人也如是，可见他对人总是体贴入微，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

　　三、从严要求子女

　　有一天我随父亲看望二伯父，在堂屋门口发现一位小弟弟在那里罚站，走近一看，原来是四弟大勋。因为在与小朋友一起玩时发生争吵，二伯父就令他面壁反思。

　　说起二伯父对子女教育一向从严要求，不会护短。这使我还想起另一件事：那大概是1948年夏天，在南京上初中一年级的三子大霖兄回来家过暑假。当时大霖兄也年仅13岁，在与同龄的孩子玩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争执，这事被二伯父知道了，不容分说，抽出身上的皮带就将他痛打了一顿，一件崭新的背心被抽得粉碎，脊背上抽得青一块紫一块。当天下午，大霖兄就走了，临走时说：“爸爸，你好狠呐！”这一走就是三十年未见。第二年，1949年南京解放，仅14岁的他考入我军政大学，后入海军系列，在五十年代中他随十万官兵转业去了北大荒，他天赋极好，又勤奋。但极左路线却使他从青岛当海军转业至牡丹江专区文工团作编导，再到郑州晚报社任编辑，虽结婚却无处安家，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终于在北京安了家，安家之初，首先想到的是要把生他养他又痛打了他而后再未见面的父母亲接来，安度晚年。听说那时即使在北京，电视也极少，大霖兄托人好不容易才买了一个九吋的黑白电视机让父母享用，在当时那可是令人羡慕的奢侈消费！

　　以今天的眼光看，他教子之严，有点过火，甚至有点不近情理。但“养不教，父之过”却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古训，“棍棒下面出孝子”大约也是经验之谈。正是他的严教成就了他的几个子女，诚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其子女当时并不理解，而后，正如牛之反刍，通过反复咀嚼消化，成为有助于成长的营养，而后成为极孝顺的人。他的子女全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并且都是县级、局级和中学领导干部。

　　总之，二伯父的一生，德高望重，誉满乡里。就连曾任国民党政权的邳县县长后又去台湾某大学任教授的董铎先生临终前写下的二首怀念二伯父和大伯父的绝句，也道出了对他二位老人的赞誉。此诗巧妙地用晚辈的乳名和典故相契合表明了作者对被怀念者的情真意切。同时亦表明了对被怀念者的情况之熟，怀念之深和仰慕之殷，耐人寻味。现敬录于下：

　　（一）

　　经术文章汗马功，元方不与季方同。

　　虎头风雅称三绝，都在先生杖履中。

　　（二）

　　长者于今成白叟，通家之好经年久。

　　宅心先实不先名，范世有猷兼有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