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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元培早就熟悉，但无深交，我们同在一个大院里工作，他在市政府那边，我在市委这边，上下班经常碰面，见面时，互相点点头，打个招乎。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每次上下班，他手中总拎个装的鼓鼓的布袋子，瘦瘦的身架，脸色有点苍白，戴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丝理，走路也是慢腾腾的，给人一种很忠厚的亲和感，他象个学者，更象教书的老师，他是一个位知识型的机关干部，退休后，各自宅在家中，十几年没见到他。 今年的8月初，他和曹云启突然来到我家，云启今年准备出一本集子，书名叫《岁月如歌》，书稿交给我看，叫我给写序，他今天来是来拿序言稿的。刚坐下，元培从布包中掏出一本厚厚打印稿，递给我说：“我最近整理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邳州风俗方言录》想请您给写个序。”我对他说：“我对民俗学没有研究，怕说不到点子上。”他诚恳地说：“你是邳州作家的代表，多少您为这本小册子说几句话吧，能指出不足，我好修改。”看他那么盛情，我把书稿留下了。 元培的这本书稿分下下篇，上篇写的是民俗，下篇写的是方言，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他的书稿。读过之后，给我的感觉是感叹、振憾、惊奇。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翻阅了多少资料，走访了多少老人，才整理出这么多的民俗和方言。 民俗学作为一种人文科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它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五四”运动时间，周作人等倡导下，其研究才露出了萌芽，当时创办的《歌谣周刊》，才开了民俗学的先河。 中国的民俗是厚重，其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人们生活在民俗之中，掰开生活，民俗随处可见，但研究民俗，提练民俗中的精髓，中国比西方落后了近一个世纪。现如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全世界挖掘，普查非物资精神文明。非遗项目普查，给民俗学借来了东风（民俗学就是非遗项目）。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民俗学为什么起步较晚呢？究其原因，是由于漫长的封建王朝中的士大夫，双眼注视着上层人物的生活习俗，把民间根深蒂国的民间风俗，认为是一种俗文化，拿不到桌面上来。我们现在从“雅”与“俗”拿到文化层面来审视，用艺术形态和艺术境界来看，“雅”与“俗”最终还要回归到“世俗”。民间习俗，是一种成熟的、实用的，并世代相传极具生命力的习俗，充满了“烟火气”的禅风禅骨，使人感受到素朴、浩瀚的浑然之气，那种清幽、散淡的民间气息，人间草木，山林野地，婚丧嫁耍的独特形式，铸就了中华文明的总汇，这还有什么“雅”“俗”之分呢？ 民俗学作为一种学科来研究，中国起步较晚，但在中国的精典文献和典籍中无不充满了民俗的东西，只是在上层人士、学术界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吧了。 元培在概述中，对民俗学归纳有4种功能，分析的很到位，我想还应该加上一种区别功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习俗，我们到云南去，傣族在婚礼上有掐新娘的习惯，其他民族就没有，云南的傣族、撒尼族、基诺族，你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就能分出那个民族。 研究民俗学，要站在地域性中的统一性；广泛性中的独特性，传承性的新增性；引进性中的演变性的高度，去分析探讨，民俗学中的哲理和奥妙，这种哲理和奥妙，元培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母本。 方言，是民俗学中的一个分技，是反映一个地域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种语言，但它又是局限于一个地区，甲地的方言，乙地听不懂。我在北京生活了6年，它的一些方言在我们这里就不解其意。如麻雀不叫麻雀，叫家巧儿；排队不叫排队，叫挨牌儿；突然不叫突然，叫冷不丁儿；这叫“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由于科学的发展，文化的普及，普通话的推广，一些很有地方韵味的方言，被现代文明淹没了。地方方言，是老一辈先人，千百年形成的地方语言，它卓尔不群，彰显着一个地区的语言特色，如果元培不奉献出他挖掘、整理出来的邳州方言，慢慢地就会在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所以说，曹元培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 民俗学，它不仅是研究平凡人民和文化较低的下层民众，即未受近代文明洗礼的民众风习，而且也要研究那些有教养有文化知识的中上层人士的习俗，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解读我国精神文明的真正的原貌，才能在传承中弘扬这一非遗项目。《邳州风俗方言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民俗是我国丰富的民俗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是精神文明多姿的画圈，它是人文科学独树一技的学科，曹元培在民俗学中，在抢救中挖掘，在传承中弘扬，我们应为他道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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